孟话历史何日终战？——纳粹德国一次次“投降”背后的历史之争( 二 ) 私家历史澎湃私家历史文丨徐之凯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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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乌斯·克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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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军事投降”
1945年4月30日，在苏军攻克柏林的炮火中，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Führerbunker）中自杀身亡，柏林政权的残余纳粹分子把政府各部分一分为二，从南北两个方向撤退，携带的卷宗档案雪片一般沿铁路线飞扬，实际上失去了治理能力。依照希特勒《政治遗嘱》中做出的指示，卡尔·邓尼茨元帅（KarlD?nitz）接任成为帝国总统（Reichspr?sident）。 1945年5月7日，经邓尼茨授权，德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Jodl ， 1890-1946）赴法国东北部盟军最高指挥部驻地兰斯（Reims）向盟国投降。 5月7日凌晨1时41分约德尔到达兰斯，签署了将于5月8日23点01分开始生效的《军事投降书》。然而在签字仪式出现了诡异一幕，与德军大将约德尔对坐签字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法军副参谋长弗朗索瓦·赛维茨（Fran?oisSevez），苏军少将伊万·苏斯洛帕罗夫（IvanSuslaparov）等一干副手及低衔将官。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及法方的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DeLattedeTassigny）等主要指挥官虽到场见证，却作壁上观，并未签字。
高级军官的谨慎，源于这次德军的“突然投降”带来的法理问题。对于已经长期就外交层面进行谋划的欧洲咨询委员会而言，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在这次德国军队的投降程序中，缺失了“盟国间地位平等”这一要素：当时，苏军最高指挥官或其代表并不在兰斯，且当地负责接受德军投降的盟军组织形式是仿照之前在意大利受降的临时站点仓促设置的。 5月7日的兰斯降书只是一份针对西方盟国的军事文件而已，并不涉及欧洲咨询委员会所重视的盟国受降及随之而来的盟国平等合作关系与对德占领合法性问题。换而言之，由于作为德军代表的约德尔来到西线兰斯受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没有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受降程序及盟国管制、合作占领方案来接受德军投降。也就是说，当时法理上尚无一个合法的德国政府前来移交德国最高权力，也没有一个盟国正式受降机构能够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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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德尔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签署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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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9日：“正式受降”
事实上，在派出约德尔签署投降书之外，邓尼茨还任命冯·克罗西克（JohannLudwigGrafSchwerinvonKrosigk ， 1887-1977）为帝国临时政府首脑（Gesch?ftsführendeReichsregierung ，其政府也被称为弗伦斯堡政府[Flensbourg])同西方盟国进行谈判。然而，盟国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仓促成立的民事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在5月23日将其成员（大约300多人）全部逮捕。于是之前放任军方排斥欧洲咨询委员会受降方案的盟国领导层出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法律问题：即便德国军队在5月7日业已签署投降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德国已经投降，因为唯一的“民事政府”刚刚因为盟军的逮捕而陷于瘫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内部革命造成德国战败的“刀刺在背”传说(Dolchsto?legende)在德国国内甚嚣尘上并且帮助了纳粹党的夺权。这一谣言宣称是德国民事政府面对协约国屈服了，德国军队并没有投降。而这一次，盟国不愿再留给德国人类似的口实来进行报复。再者，苏联的支持对于盟国未来的合作占领至关重要。针对5月7日签署的降书，斯大林当天便向西方盟国发出抗议，表示：“德国军队今天在兰斯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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