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朱元璋为什么不让大都督府作战？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被龙凤政权册封为吴国公，也宣告朱元璋正式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同年朱元璋效仿宋代的枢密院制度，设立大都督府作为明军的最高领导、指挥机构。
不过真正受命掌管过大都督府的大都督只有朱文正和李文忠两人。朱文正被委任后不久就获罪下狱；李文忠则是长期率军在外作战，很少有机会行使大都督的职权。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大都督府权力太大，朱元璋宁愿让大都督一职空悬也不想实授他人。

文章图片
洪武十三年，太祖取消丞相制度的同时，也改组了大都督府。将其拆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太祖让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的同时，也悄悄地消除了将领手中不少权力。
太祖并不让明军组成大军待命而是分散于各军卫，日常由其所属的都督府管理戍卫、训练、屯田自养等事务。有战事时再根据需要从各军卫抽调军队组成大军，并委任于某个武将指挥作战，完事后再各回原处。
这样五军都督府及高级武将们就无法长期握有军队，威胁性自然就会下降很多。而此时文臣们别说涉及军权（他们最多就是帮助皇帝起草和传达军令），在地位上太祖也更不待见他们（从明初大封功臣可以明显看出差异）。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既事，纳之。《明史·职官志》
虽然其后太祖通过“蓝玉案”对武将进行了大清洗，并通过藩王统兵屏藩国家这一政策，大幅削弱了武臣的权势。但是明军整体的军事统领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皇帝通过五军都督府（武臣）统领明军。因此相对来说实际握有部分军权的武臣在朝堂的地位仍高于文官。
通过靖难登基的成祖，对于自己众亲戚的忌惮上一点也不亚于建文。所以他也没法效仿太祖让藩王们掌军，因此成祖在军事管理上做了些调整。逐渐收缴藩王们的军权并从北疆各处抽调军卫汇集于北京，组成以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为主体的京营。
这支大军由朝廷（也就是皇帝）直接指挥，既可防御北虏也可震慑天下不臣。不过皇帝日常也不太可能长期直接管理这几十万大军，必然会倚重武臣。所以永乐时期武臣的权势和地位相对于洪武后期，实际上是又一次被抬升。

文章图片
情况从仁宣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成祖穷兵黩武和好大喜功极大地破坏了国内的生产以及透支了明朝的国力，明朝此时被迫将国策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息兵止戈、发展农商。整个皇朝从军事征讨转向内政治理，朝堂的话语权也自然开始从武臣向文官们转移。
另一方面围绕皇权的斗争，让仁宗也不得不防范众武臣。因为仁宗的两个好弟弟不但是握有重兵的藩王（汉王朱高熙和赵王朱高燧均是满编三护卫），还与军队中的勋贵将领们关系密切。
因此仁宗在军队中新设置了一个职位“参赞军务”（此职务后成为巡抚的头衔之一）。当朝廷需要集结军队在某一处用兵时，朝廷会派遣文官辅助统兵武臣（总兵官）处理军务。说是辅助，但其直接“上达天听”的能力，让武臣并不敢不尊重他的意见。
另外永乐时期对武将地位的抬升，也让宣宗明显感觉到来自武将的威胁。举个例子，宣德三年，都指挥使王文因与赵王朱高燧有怨，就以赵王欲谋逆为名率军包围了赵王府（赵王的三护卫早已上交朝廷）。
赵王死不死，宣宗可能并不会在意，宣宗在意的是王文未奏请朝廷许可就调动军队（后王文被论罪下狱）。为抑制武将膨胀的权势，宣宗在明军中也设置了一个新职位–“监军” 。监军全部由内廷宦官中选出，其职能就是代表皇帝监管军队。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直接向军队空降了“领导” ，这也进一步地限制了军队将领们的自主权。
同时宣宗为了提高朝廷管理地方的效率，在地方“三司”的基础上增设了“巡抚”的职务，巡抚掌握地方财税大权后在“参赞军务”职能的加持下，文臣们也开始涉足军事权力了。此消彼长之下，明朝文武官员们的地位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注：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出现藩镇局面，将地方大权一分为三。分别是主管民政的布政使司、主管刑狱的按察使司、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属。但是很多地方事务实际同时涉及多司，缺乏统筹之下处理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