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宋韵庆元丨王应麟隐居庆元竹口之迷( 二 )

由于王应麟有投奔抗元义军的可能，同时，在历次抗元斗争中，又从未出现过王应麟，那他到底去哪儿了？根据上述的分析，王应麟在宋末元初乱世中，有观望的思想。南宋以来，投降从来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它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别称“主和派” 。同时，他与小朝廷宰相陈宜中不和，可能使他中途踌躇。考虑各种因素，他在闽浙边界观望时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王先生门生故吏遍天下，如袁洪等，并不缺乏与元朝沟通的途径，，明儒对王应麟的气节就有颇多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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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应麟在浙闽边境，那他会去哪儿呢？庆元县相关文献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光绪版《庆元县志》载有明初庆元令董大本建王应麟进士牌坊，竹口王氏族谱记载王应麟“晚隐竹溪”等字样，在民间还传有王应麟故居等。那么王应麟是否会选择庆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庆元对元大都来说，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比较安全。另从庆元县旅游资源普查得知，黄田镇良官田村龙头山庙建于南宋景炎年间，用“景炎”年号，可见，当时松溪、庆元等地依然在福州宋端宗的控制之下，老百姓有心思造庙，说明庆元等地远离兵戈；其次，庆元离宋端宗称帝的福州相对较近，便于权衡；第三，庆元在两宋时期人才辈出，代有贤人，儒学氛围浓厚，作为掌管两制的王应麟不会不知道；第四，王应麟精通《易》，也许会认为家乡的庆元府与这里的庆元县是冥冥之中的巧合；第五，温州都元帅府与庆元有一条便捷的商业通道——曹岭水道。有此五条，如果王应麟真在浙闽交界暂住，当首选庆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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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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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镇供图
清钱大昕始作《深宁先生年谱》，以家乘为主要依据，谬误很多，有些还系伪作，不足以采信。例如，为了说明王应麟是遗民典范，断章取义地选取王应麟自已写的墓志铭中的一句“其仕其止，如屋如图” ，硬把王应麟比成像唐末遗老韩偓、司空图那样完洁，而把有损王应麟遗民形象的“学古而迂，志一而愚”丢弃一边；把袁桷的曾祖袁韶误作父亲袁洪，袁家是四明望族，怎能混淆？袁韶是宋孝宗进士，相去远矣；把王应麟爵位故意拔高，说王应麟是鄞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而《四库全书.雪窗集》附录王应麟书“孙梦观书墓志铭”落款为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鄞县发生激烈的战斗，守将袁镛战死，人心惶惶，作为宋朝重臣的王应麟，岂能如此淡定地在堂上看看书，杜门谢客，这明显是不合时宜，有悖常理的，可见钱大昕说1276年“先生杜不出，朝夕坐堂上” ，纯粹信口开河。由此看来，钱谱及后来依据钱谱修改的多种王应麟年谱谬误较多，且有故意作伪，不足采信。还有许多专家及民间人士却以钱谱为依据，对王应麟在竹口隐居持否定态度，主要观点有两类，一类是认为把庆元府与庆元县弄混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明初庆元令董大本，一个朝廷命官，怎么可能把庆元府与庆元县弄错？况且董大本任庆元令，时间是明洪武十三年，这时距王应麟去世仅八十六年，时间够短的，当时有足够的线索和证据证明王应麟的行踪。另一类就是认为庆元人攀龙附凤，依附先贤，我认为这也绝无可能。从上述分析来看，王应麟“不足称于遗老” ，也不是“四明文士”的代表人物，同时还颇受明儒非义，在元明时期是个声名不显的人物，作为明初庆元令董大本，没有攀附的动机。如果说是民间建王应麟坊而假托董大本之名，我们相信，村民可能会认祖宗，但绝不会冒认父亲或祖父（按时间推算，王应麟的孙子辈还在），因此，只要明初确实建有王应麟坊，就不可能是庆元人攀附名人。由此看来，王应麟隐居庆元竹口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他的大儿子王良学于入元后第四年去逝，时年三十三岁，遗有二子，如果没有新的证据，那这一支留在竹口的可能性较大。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宋史》中的“遁”不要过度解读，史家惜墨如金，其实就是逃跑，不会是释家的隐遁。至于王应麟最后的归宿，应该是在浙东四明山某地，不会是原来的故居，专家考证的王应麟墓也存疑颇多，值得商榷。从王应麟好友陈著写的祭文“前岁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话旧，耿耿何如？”来看，陈著在王应麟去世前一年的年初去看过王应麟，这时，陈著已八十三岁高龄了，说明他们两人住所相去不远，陈著隐居于四明山，因此，王应麟隐居四明山的可能也很大。为什么宁波王应麟墓有疑点呢？从王应麟最亲近的人写的纪念文章来看，他晚年过着贫困的隐居生活，唯一的儿子王昌世给别人抄抄写写养家糊口，根本没有财力支持建造规模宏大的墓。他最亲近的学生袁桷虽然是“南士”中混得最好的，但王应麟去世时，袁桷才三十多岁，没有能力帮助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