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蔡辉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及高宗上元二年（675）东征还，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追感二帝先志，起是道场，以‘悯忠’为额。 ”这是《元一统志》（原名《大元大一统志》，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对悯忠寺（即今之法源寺）的记载。
《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等均认为法源寺建于贞观年间，但事实上，唐太宗只提了个动议，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真正完成。
法源寺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佛寺，距今已一千三百七十多年。它深度嵌入中国历史，见证了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宋遗臣谢枋得（《千家诗》编纂者）就义、袁崇焕受冤乃至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
法源寺内名碑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片。严格来说，它是刻石，而非碑，但找遍北京城内，目前仅存此一块唐刻，且恰好保留在中轴线附近。只是它问世后，几次被修改、重刻，其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的大关节。
唐朝为什么要修悯忠寺？
【【历史故事】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旧北京城寺庙如林，据1929年调查统计，尚存一千零三十三座，以法源寺（即唐代的悯忠寺，为保持叙述统一，下文一律称为法源寺，但事实上，不同时期它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为最古。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唐代“武宗灭佛”时，法源寺也未受影响。所谓“武宗灭佛” ，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时（841—846），对寺庙经济过分扩张感到不满，特别是各寺庙大量铸造铜像，而铜在当时是铸造货币用的贵金属。唐代乏铜，每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引发“钱重物轻” 。唐代纳税多用铜币，铜币价格上涨，等于增加了税负，百姓怨声载道。此外，李炎本人笃信道教，受“灭佛”政策影响，连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的寺庙也被拆毁，寺产被没收，信徒被强令还俗。
令人意外的是，法源寺却躲过了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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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忠寺纪念标志前侧刻录王世仁2004年书写的《悯忠寺沿革记》（《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内页插图）
这是因为，唐代中国的地理大格局是东西结构，关内与关外相隔，唐廷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西翼，东翼（即今华北一带）较少得到关注。
经唐太宗、唐高宗两代人努力，东翼的最大威胁高句丽被彻底消灭。而当时华北富庶，大量粟特人来此经商，甚至在此定居，在宗教信仰的黏合下，形成聚落。安禄山、史思明均有粟特血统，安禄山的母亲是“胡巫” ，应是祆教司仪之类。
考虑到这些因素，唐廷建法源寺，有依靠宗教力量稳定地方、敦化风俗之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自然不受临时性政策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势力想向唐廷献媚，也往往拿法源寺说事。
史思明做了一件“百衲衣”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法源寺内的东南角建塔。两年后，史思明又在法源寺内的西南角建了一座塔，今存的《无垢净光宝塔颂》，就是出自这座塔，原本镶嵌在塔壁上。塔在辽代清宁三年（1057）大地震中倒塌，刻石如今安放在寺内悯忠台观音殿的观音像后，普通游客不可靠近。
该刻石有三大奇：
首先，文字虽竖排，但从左至右，而非常见的从右至左。古人书写多用墨，这种写法不仅易污衣袖，且违背礼制。对此安排，后人颇感奇怪。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这可能是安禄山临时定的规矩。
其次，刻碑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安禄山不信任史思明，起事时未与他充分协商，也没给他安排具体任务，只是让他守幽州。安禄山初期屡战屡胜，但到757年时，他被儿子安庆绪暗杀，唐军趁机反击，战局一度逆转。史思明无奈，宣布向唐朝投降，他建塔竖碑，应该是为了向唐朝讨好。所以《春明梦余录》中称：“此碑盖建于初归附之时，而借以媚唐也。 ”可碑上明明刻有“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尊号，这是西逃的唐明皇给儿子李亨的尊号，此时《无垢净光宝塔颂》已经刻成，难道史思明能未卜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