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上海代孕乱象调查：中介称90万包生男孩，付款按孕程计费( 三 ) 记者|机构|代妈|上海

“代妈”小利向南都采访人员描述了接受胚胎移植到子宫当天的详细情况。她说，自己在一个下午被公司专车接走，沿途车窗被遮挡，到达目的地时直接开进了地下停车场，经电梯直上实验室，那里已有医生等候，大约半小时移植手术就完成了，术后再由专车接回，全程她都没有看到窗外，也不知道身处何地。
刘先生也向南都采访人员描述了这样的通往实验室的过程。他表示，代孕中介机构背后合作的“实验室”属“高度机密” 。
“我们和背后医生联系非常小心，交流信息会定期删除，实验室也会定期搬迁，确保把风险降到最低。 ”刘先生说，提供代孕技术的医生虽隐藏背后，但作为技术提供方，他们能获得中介机构利润至少一半的分成。
代孕产下的婴儿，如何在法律层面顺利成为客户的孩子？与代孕中介利益挂钩的医院，为这灰色产业链补上了最后的闭环。
“天使助孕”的负责人陈女士向南都采访人员表示，他们的“代妈”通常都是在三甲医院生产。她表示，只要客户与“代妈”年龄相差不远，从建档环节起就可以由“代妈”冒名顶替，最终开出的婴儿《出生医学证明》也会顺利放在客户名下。 “我们已经做了多年，彼此很有默契，通常不会被查。 ”其承诺。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的刘先生也同样提及与一些三甲医院的“长期合作” 。他也表示， “如果客户与‘代妈’年龄相差太大，那么‘代妈’只能先到私立医院生产，之后我们也有办法开出在客户名下的《出生医学证明》，只要客户多花几万元也能弄到” 。
频发的纠纷：
法律上仍存空白，无法解决的伦理和情感困境
南都采访人员查询发现，目前关于代孕我国法律法规尚未明确。 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 ，是目前关于代孕方面的为数不多的明确规定。
此外，据新华社2015年底报道，采访人员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九次委员长会议上获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删除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条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等规定。最终表决通过的修改决定中无此规定，这也常被代孕中介视为给地下代孕开脱的“证据” 。
法律尚存空白，由代孕引发的纠纷不断。
9月18日，南都采访人员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自2012年来共能搜到338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且近两年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2019年共搜索到79宗， 2020年仅前8个月搜索到62宗。地下代孕中介机构聚集的上海，曾在2014年底审理了全国首例代孕生育子女的监护权纠纷案件。
就代孕监管的问题，南都采访人员咨询了多名律师的意见。
曾关注代孕议题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洁指出，原国家卫生部以部令形式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事实上已禁止代孕服务在我国的开展。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则指出，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对代孕问题均未涉及，就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实施代孕手术的行为而言，虽然违规，但难以构成刑事犯罪。
邓千秋认为，地下代孕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会带来棘手的“卵母”“生母”不一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婴儿的抚养问题、因非法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甚至是买卖妇女儿童等犯罪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在我国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 ”杜洁说，法律可以从技术上解决孩子身份问题和财产问题，但却无法解决伦理和情感困境。
要打击地下代孕乱象，杜洁认为，除了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和医生应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也需要公安、工商、工信部门行成合力治理，打击存在、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代孕中介。
采写：南都采访人员余毅菁实习生诸晓敏郑刚诚郭美婷发自上海
编辑：张亚莉,向雪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