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下，为什么说亚洲是全球经济主要增长极？( 二 ) 全球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图片来源：每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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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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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嘉宾对话图片来源：每经采访人员张建摄
回顾历史，亚洲城市曾造就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正是得益于其与欧美国家迥然不同的“亚洲模式” 。如今， “新经济”将全球城市拉至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在此轮比拼中，何种模式能够帮助其再次实现突围？
同样身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有着深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在寻找城市内生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过去依赖发达的进出口实现的发展急需改变。
冯国经详细分析香港供应链优势，发现与产品生产和交付等环节相比，研发的重要性将大大提升。 “我们存在一部分优势技术，但目前关键是整合香港各种技术，形成阵营或者场景，并从用户角度进行考虑，定义什么是新的技术，这是关键所在。 ”
但要形成广泛集成，仅靠一座城市很难实现。陈智思认为，香港缺乏特定的研发资源，特别是某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完成。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下，不仅需要加速与内地人才的互通、取长补短，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内地还能提供过去10～15年数字化发展的经验。这些成熟的模型可以帮助香港形成“后发优势” 。
不同于对传统行业特定环节的数字化提升，邱家睦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据他观察，新加坡建立在“中枢”定位的经济逻辑被整体移植到新的领域。
“新加坡建国后，就获得了一种地理上的‘中枢’地位。上世纪60-80年代，我们转换战略，希望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者，将新加坡作为区域中心或者总部所在地。而过去五年，随着东南亚地区独角兽的崛起，新加坡实质上成为由本土或本区域孵化、并形成东盟国家新经济企业的新总部。 ”邱家睦如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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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图片来源：
每经采访人员张建摄
总而言之，业内聚焦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对旧有模式的升级。而在论坛现场，更多人关心，包括成都在内的新兴发展城市，如何探索出全新的发展模式？
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建梳理发现，成都在文化领域优势突出，比如博物馆、书店数量和非遗经济均位居全国前列。数据显示， 2019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1459.8亿元，同比增长25% 。
文化能否成为一种推动创新的力量？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分析，作为亚洲新兴国家，新加坡迅速崛起离不开其对管理工作的重视，管理就是一种文化理念。文化的根本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观念、管理和思维方式的飞跃，将能带来更多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悠久的文明史将助推形成一种新的成长模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推动形成宜居的环境，并最终将成为对世界顶尖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普华永道企业融资与并购部中国主管合伙人黄耀和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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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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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图片来源：每经采访人员张建摄
值得注意的是，若纵向观察三座城市全新的“亚洲模式” ，还将发现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区域合作成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注意到新加坡与东盟关系日益靠近，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江莉莉特别提到， “过去新加坡的学生倾向于去欧美国家学习、创业，现在，亚洲重要性加速上升，应该鼓励更多学生前往东南亚与中国，关注亚洲、了解亚洲，并在此创业。 ”据她介绍，在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层面，最近也有了这方面的趋势和倾向。
朱民此前曾分析，亚洲存在四大板块——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占据全球GDP比重10%的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技术；中国是最大商品消费市场；东盟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投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南亚和中亚拥有18亿人口，拥有巨大且年轻的人力资源。
在他看来，若四个板块能实现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进而把握时机成立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将推动亚洲在疫后变得愈发重要，有机会慢慢成为全球的引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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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采访人员张建摄
而对于成都和香港两座城市，中国正在推进的城市群将进一步带来创新发展的“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