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中国古代的血吸虫病是怎么产生的？

传染病在人类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文明病” ，正如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食物过敏、过敏性哮喘等疾病一样，与人类的文明是密切相关的。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农业的出现是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为什么农业的出现是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呢？原始人类难道就没有传染病吗？贾雷德·戴蒙德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给出的解释则是非常的详细。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本书的观点来对中国的经典著作进行一番重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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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与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的紧密结合。当我们运用了这些学科工具之后，往往会对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在东西方传统的史学中，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关注微生物的，因为人类在17世纪改进了显微镜之后才第一次看到地球上的微生物。
中国的动植物资源，长江流域要比黄河流域丰富，因为在北半球，整体而言，纬度位置越低，光照资源和水资源就越丰富，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出自宋朝，意思是说苏州、湖州的粮食丰收了，天下的食物就充足了。明朝则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意思是说湖北、湖南的粮食丰收了，天下的食物就充足了。但是，为什么在先秦时期，中国人首先开发的是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呢？这就不得不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讲起，那就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直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江南地区依然是地广人稀。湿热的环境，动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的生长周期长，与此同时，微生物的种类也多，先秦、秦汉时期，南方地区疫病的存在阻碍了这里的开发，这些疫病有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等等。事实上，在古代，我国南方地区的人们，常常被血吸虫病所困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的腹中有血吸虫的虫卵，说明辛追得过这种慢性的传染病，作为西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她只活到了50岁。除了血吸虫病，史书中也常有“瘴气”的记载， “瘴气”主要就是指疟疾，直到唐宋时期，我国的岭南地区都被北方的士人认为是瘴疠之地，如刘恂在《领表录异》中记载道：“领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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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三国史的过程中，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之所以会一败涂地，其实并不是因为诸葛亮使用了火攻，而是曹操麾下的士卒感染了血吸虫病。曹操集团的士兵都来自北方地区，他们从未到过南方，在长期的行军过程中，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从而导致战斗力下降。火攻在这场战役中，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曹操完全可以招募士兵，重整旗鼓。
以上史实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南方地区是不易开发的，多种致命性的寄生虫使得中原地区的人们无法跨越这一道天然的生物屏障。西汉时期的农民可以使用先进的铁器砍伐原始森林，可以运用弓箭驱赶野兽，但是，却奈何不了微生物，因为微生物是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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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血吸虫病、登革热，还是疟疾，都与寄生虫有关。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疟原虫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的；登革热的病原体是登革热病毒，登革热病毒同样也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血吸虫病的病原体则是血吸虫，血吸虫主要是通过水源传播。这一道天然的生物屏障，人们最终是可以突破的，当南方地区大片的原始森林、沼泽地被改造成稻田之后，这里的疟疾、登革热就自然而然消失了，血吸虫的生存范围也逐渐缩小了。因此，这些传染病都是非常古老的传染病，也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容易得的传染病。
第二：农业社会的“新型”传染病
先秦、秦汉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的人们被寄生虫所困扰，那么，到了西汉末年，北方地区则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与农业文明是密切相关的，比如麻疹、鼠疫、天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