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何明清严苛的诬告反坐律，不但抑制不住诬告反而诬告成风

诬告不仅会让无辜之人陷入诉讼之祸而破财招灾，官府一旦审理不细，不但会伤及无辜，还会给自己招来刑狱不明甚至是戕害良善的污名。所以诬告很早就成了诸皇朝严加防范的罪行之一，一般都会以“所诬之罪反坐”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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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起，朝廷大幅度提高了对诬告者的处罚力度：
其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者，罪虽轻，犹以诬告论......
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
若所诬徒罪人已役、流罪人已配、虽经改正放回、验日于犯人名下、追征用过路费给还......
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者，绞，将犯人财产一半，断付被诬之人......
《大明律·刑律》
首先扩大了诬告的适用范围，状告涉及多人，有一人被告不实就是诬告罪；其次是处罚升级，不但要反坐还要视情况加等（诬告罪名越大，加等越多）；最后因诬告导致受害人服刑甚至死亡的，还需要另行赔付损失(流放路费、亲属赡养费等)......
清朝在诬告方面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制度，如此严苛的律法是不是有效抑制了诬告这种恶行呢？事实是明清两朝不要说地方上的诉讼，连京控这种直达天听的御案都诬告成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是律法和皇朝的律法观，对不同的诬告行为采取了非常不平等的区别对待。
“尊卑”和“上下”是古代礼教价值观的核心原则，因此律法在对待“诬告”时就旗帜鲜明地偏袒“尊上” 。 “卑下”诬“尊上”基本是死路一条（反坐至少加三等），而“尊上”诬“卑下”则可以减罪（一般都会减三等以上）甚至是免于处罚。
其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已之妾，若奴婢及雇工人者，各勿论。
《大明律·刑律》
如果说律法上更多的是在家族内部牺牲晚辈和奴仆，维护家长的威权。那么皇朝律法观带来的不平等影响就更为广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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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诸皇朝都是以礼教为立国之本，因此官员们断案时也会用一些礼教规则来代替律法。例如“青天”海瑞，他自述的断案原则就有“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尊卑有序的礼教传统，牺牲小民也是理所应当的。
基于这些原因， “尊上”们诬告“卑下”就不是什么事儿了，因为即便是被查实也大多会免于处罚。就算是不免罪只减等，他们也可以通过“议功赎罪”（用功绩或银钱来抵罪）让自己逃脱制裁。
明清两朝的很多案子，明明是诬告，而且诬告者最终也被治罪了，但他们的罪名里往往没有诬告罪，其原因也正在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上金钱、人脉、亲缘等腐败、黑暗的因素，可以说“尊上”们诬告起“卑下”来肆无忌惮。
第二个原因是，古代落后的刑侦手段和技术，让官府很难去认定诬告案。
古代官府侦查、审理案件并不像现代这样搞无罪推定、谁主张谁举证，而是原被告双方各自出证（大案官府也会参与搜证），然后对比推论谁是谁非。这就会让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一方处于劣势。
培育“诬告”的温床也就此形成，因为“诬告”可以让自己获取优势，让对方陷入被动，甚至决定最终的判罚。（俗话说得爱哭的孩子有糖吃）
例如张三和李四两家发生纠纷，李四在双方争执过程中自残，然后至官府诬告张三行凶。如果当时没有旁人围观并且愿意出来作证的话，张三在堂上就很难自证清白，而李四却可以以伤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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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因为刑侦技术和手段的限制，往往也无法还原事实真相。这种情况下官员即便是认同张三清白，也不会判李四诬告。反而会在处理他们的纠纷时偏向“受害人”李四，以求息事宁人，因此张三常常会被迫向李四妥协。
明朝正统年间，通州的一伙地痞无赖就用这种“自残诬告”的方法勒索来往客商钱财，折腾几年也没人能管。后来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得罪了御史，被整成了御案，英宗亲裁，才被充军流放。
这种情况也派生出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行为–自杀夺财。
这种行为常发生在债务纠纷中，有些欠债人在无力偿还债务时，会选择到债主家门前自杀。不少人也不是真自杀，而是以自杀要挟债主免债并给予补偿。债主如果没有权势和靠山，往往会被迫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