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位作家写了二十个故事，她们用小说发出女性的声音( 四 ) 记者丨何安安 2019年

走走以洪治纲编选的《201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和张莉编选的《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为样本，以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性别作家小说中呈现的城市图景、叙述场景、用词分类、情绪占比等方面进行了文本观察。

走走发现，在地点构建场景方面，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没有明显区别，在句长、词汇变化和丰富程度、信息含量等方面，男性小说与女性小说“性别”区分也并不明显，尤其“家里”和“外面”同样的权重比，可以看出某种平等性。具体而言，小说中引用的书、影视剧、歌词、公号文章等等，女性的视觉描述比重更大，男性则反映在听觉上；女性小说的悲伤指数高于男性小说，男性小说的愤怒指数则高于女性小说；当女作家看见自己以后，往往会用身体的感受来说话。情感经历早已脱离面向异性的闺怨叙述，更倾向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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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别来划分写作

是一种粗暴的做法吗？

“我们这代人受社交媒体的塑造，它让人持续在表达，也让我们从每天早上醒来就需要倾听其他人说的话，倾听成为一种伦理、表达成为一种本能。这是我这代城市人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 ”淡豹说，自己被选入《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的作品《女儿》正是诞生于此种背景之下，写的是一场充满分析的分手事件：恋爱中的两个人相互观望，评判对方。

淡豹非常认同张莉所说的“与女性作品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 ，她认为这一点对于自己尤为重要。在以往的中外作品中，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某某母” ，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林黛玉，都是男性塑造的女性。淡豹认为，女性读者从中辨认出自己的经验，塑造自己的理想，这个过程虽然也是一个从私人到公共的过程。但这是男性所体验和想象女性形象公共化的过程，是男性赞赏和谴责的女性形象一再被强化的过程。淡豹同时强调，现在的时代风貌，是女性自己来陈述独特的生命经验，再指出这些经验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自己来发出声音，所讲述的经验、轨迹，还有世界想象也会很不一样，所唤起的读者反应也不一样。

“不能否认，我们小说中对女性寄予的那些慈悲、期许和厚爱，我们想赋予她们力量、为她们发声，伸手提供一次机会或者一场难以实现的拯救。这部分就是属于女性作家与女性人物共谋的结果。 ”赵依说，女性意识成为一种写作话语，在小说里创造人物，比如说现代自立自强的女性，她们不亚于男人，而且在某些方面要比男人优秀和高尚；建构一些有颠覆意义的情节，比如把矛头瞄准男性话语中心，里面还包含一部分女性向男性立场的介入，甚至成为另一种中性的立场。而之所以说是“另一种中性” ，是因为女人的那些美好的自我，例如最直观的身体和面容，还有内心的柔软，同样也是重要而难以改变的，这些不仅是性别立场，还是女性的美学情愫，不应当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