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王安石的青苗法利国利民，但为啥会“小人”支持、“君子”反对？

一项政策，即使很多人反对，并不代表它就是坏的；同理，另外一种政策，就算得到了许多人支持，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好的。
就好比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这个后来被证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跨时代变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反对者甚至杀掉了商鞅方才解气。
而王安石，就有着“宋朝的申韩”这这种评价，他就是新时代的申不害、韩非子甚至商鞅。但跟法家大行其道的战国不同，宋朝是儒家的天下，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必定会困难重重。
有这么一种说法，宋朝的两大变法中，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公认的“君子” 。若不能理解，看看青苗法的遭遇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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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各地官府向百姓提供贷款；第一等户每次贷款不得超过15贯，随后的按等级递减（北宋户口根据财产多少分为五等，第一等最富、第五等最穷）。贷款利息二分，以半年为期，在缴纳夏秋两税时归还。
为啥叫“青苗法”？因为在每年二月、五月，正值民间青黄不接时：田地里的禾苗泛青、还没成熟，但家里的存粮已经吃完，老百姓正嗷嗷待哺。此时由政府出面借贷、帮他们渡过难关，待丰收后加利收回，可谓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这一政策其实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王安石与时俱进的为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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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头号影响因素，人们无法控制丰、荒年的出现，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当粮食丰收时，粮价暴跌，农民利益受损，即所谓的“谷贱伤农”；但若遇上荒年，粮食供不应求、价格暴增，寻常人消费不起，这种情况被称为“谷贵伤民” 。
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就设置了“常平”机制——在丰年，政府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保护农民利益；遇上荒年，以低于市场价的标准出售，既可保证民生、又可打压趁机大发国难财的奸商。
其后的历朝历代，但凡在政局稳定时期，大都会设置“常平仓” ，除了调节粮价，还是赈灾、救灾的一大“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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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当然也延续了这一做法。但由于政治腐败，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屡见不鲜，这一机制效果有限。没办法，人们只能找民间富商、大地主借贷，但利息普遍在五分以上，最夸张的甚至达到一年的利息与本金持平，由此不难想象那时寻常老百姓的苦难有多沉重。
王安石在入京执掌变法前，长期在南方做官。虽是读书人出身，但他极端务实、因地制宜，探索了许多有益举措，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政绩在当时堪称出类拔萃。其中，在觐县期间，他就推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就是“青苗法”的前身。
青苗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效抑制了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对于提高财政收支、改善民生、缓和阶级矛盾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实，除了青苗法之外，王安石在经济层面还有诸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市易制一整套制度，这些组合拳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抑制兼并、国富民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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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王安石精准找到了北宋诸如国贫民弱、兼并严重等经济层面的弊端，并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可谓“救世之良法” 。
实际上，像这种由国家替代民间资本对社会物资进行调控的做法，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最典型的就是盐铁专卖制：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政策，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秦国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这一政策；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对盐铁采取放任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对外连年用兵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朝廷将盐、铁和酒的经营收归国有，后来酒类专卖被取消，但盐铁专卖一直被沿用。
那么，青苗法这种利国利民、且有先例可循的政策，如果引起那些地主豪强痛恨，倒也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像司马光这样的一大群之名士大夫、饱学爱国志士同样对其极力排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