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宋刻《通鉴纪事本末》以2024万元成交！( 二 )

《宋史·袁枢传》谓“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因知此书之作乃因袁枢感到《资治通鉴》卷帙浩博，披览难得其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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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枢纂修《通鉴纪事本末》，不光是因为《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应当删繁就简，亦因《资治通鉴》乃编年体史书，其固有缺点，只是小修小补，难得成功。所以袁枢率先考虑的，盖是先从体制体裁上下手，大胆创新，否则别无出路。我国史书历有二体：编年、纪传。 “以年系事，详一国之治体” ，盖本《春秋左氏传》；“以人系事，详一人之事迹” ，蓋权舆于司马迁《史记》。两体各有短长。而编年体史书虽可“以年系事，详一国之治体” ，但“世远事繁，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者，往往有之。学者寻究其事，欲即始见终，不可骤得，不无遗憾”（明焦竑《焦氏澹園续集》卷一《刻通鉴纪事本末序》）。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于史家二体之外，别为一体，实前古之所未有也”（《四库全书总目·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可见袁枢之所以?将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缩写成四十二卷的《通鉴纪事本末》，正是这种敢在史体上大胆创新的结果。宋杨万里尝言：“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乎其明。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八《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说的大概就是这层意思。杨序还说：“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於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海之茫，盖编年系曰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 ”所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成，首先是他敢在“编年”与“纪传”二体之外再创一格，名之曰“纪事本末体” 。如果没有这一格之创，仍在编年体《资治通鉴》窠臼中打转转，谅永远不会有《通鉴纪事本末》的产生。
《通鉴纪事本末》的第一个刻本
国图所藏宋严陵本《通鉴纪事本末》卷前有抄补宋章大醇所写的序文一篇，文曰：“袁公惠后之意深矣，学者能因《本末》而详之于《通鉴》，因《通鉴》而博极于群书，庶无负袁公类聚之旨。 ……是书刊于淳熙乙未，修于端平甲午，重修于淳祐丙午” 。乙未，乃淳熙二年（1175）。这一年，《通鉴纪事本末》初刻于严陵郡庠。严陵即严州，今浙江桐庐，境内有严陵山，又称富春山，山有两台，相传汉严子陵曾垂钓于此。章序后有“待省进士、州学直学兼钓台书院讲书胡自得掌工”；“承直郎差充严州州学教授章士元董局”任事者衔名，表明此书之刻是由这两个人具体操办的。此为《通鉴纪事本末》第一个刻本。此本框高19.2 厘米，宽15.4 厘米。每半13行，行24至30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国家图书馆藏有全帙，另外还有国图、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市委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等，还藏有多寡不同的残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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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的天下之善本
重新校刻此书，并被称为天下之善本者，乃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赵氏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