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厂村路是一种咋样的存在后厂村路

先pou一张后厂村的图片，图片中是我们观察到的后厂村路每天上下班的情况，永远红的发紫，永远堵的心慌。

后厂村路地处北京北五环外；向东连通西二旗北路，自西向东与南北走向的永丰路、友谊路、东北旺西路、上地西路交汇。路的南侧是中关村软件园，汇集百度、网易、微软中国、联想、滴滴等互联网企业。作为软件园以北4公里内，唯一一条横贯东西的主干道，后厂村路成为经G6、G7等高速路前往中关村软件园的必经之路。滴滴大数据显示，大多数时段畅通无阻的后厂村路，在工作日9：00-10:00、19:00-20:00，联接G7与西二旗北路的500m，总是处于严重拥堵状态。而在9:30-10:00的半小时内，经后厂村路抵达软件园的车流量高达全天平均水平的8倍，期间的拥堵状况可想而知。造成拥堵的原因：1、人多路少位于后厂村路正南方的中关村软件园，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目前，已聚集联想（全球）总部、汉王科技、IBM、Oracle等219家企业，从业者4万余人。预计2020年，软件园二期全部建成后，将汇集更多家企业，从业人数将增至现在的1.5倍。
软件园持续激增的人口与各公司相对一致的作息安排，给后厂村路等软件园周边道路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往返于西二旗地铁站与软件园各公司间的通勤班车、私家车、出租车，以及由昌平、通州、顺义郊区、市区等方向驶入的车辆，瞬间使双向四车道的后厂村路不堪重负。
2、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与布局不甚合理的道路规划与布局，加重了后厂村路的拥堵状况。由城东前往中关村软件园途经的G7高速，在软件园附近仅设有上地西路东南向与西北向两个出口，而由此驶出的车辆要想进入软件园，只能沿上地西路汇入后厂村路。既然拥堵的症结在于G7高速出口不畅，那么避开G7，由毛纺路、朱房路、上地西路，或小营西路，行驶至马连洼北路，而后抵达中关村软件园，结果会怎样？经过调查，与后厂村路相比，路面狭窄、红绿灯密集的马连洼北路在高峰时段同样拥堵不堪，而由此通向中关村软件园的东北旺中路，更是由于修路，尘土飞扬，运力极其有限。
因此，即使可以预知拥堵，大多数车辆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经G7汇入后厂村路，它们与西二旗北路驶来的车辆在道路衔接处汇集，短时间内难以疏通。
由此看来，假如你恰巧在工作日9:30-10:00来到后厂村路，无论是上班还是约会，因为拥堵迟到，几乎是必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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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拥堵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提早出发，尽量避开9:30-10:00的通勤高峰；出地铁站叫车经西二旗大街、上地九街直达软件园；或是直接步行前往公司，捎带锻炼身体，都是不错的办法。可是，对于开车族而言，遭遇早高峰，似乎在所难免。别急，我们为您规划了下面避堵路线。

由G7上地西路出口以北1公里的辅路出口驶离高速，前方十字路口掉头，向西穿过邓庄南路，驶入友谊路，或者中关村森林公园内的唐家岭路，向南直达中关村软件园。虽然需要绕行4公里，上述路线却可以帮你在后厂村路堵得动弹不得的时候节省不少时间，或许还能顺利避免迟到的尴尬。

另外，是否可以考虑在G7与上地地区增加出入口呢？以此分流高峰期涌向G7上地西路出口的车辆，缓解后厂村路的通勤压力，可以带给大家更加畅通美好的通勤体验。
|对上面吹的时候是要向硅谷看齐的。实际规划和建设能力是非洲的水平。园区里的企业每年的纳税额放到其他省份绝壁是天文数字，可基础设施一点都不上心。
■北京北五环外，一块叫作后厂村的2.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誉为“中国硅谷”。这个远离北京市区的区域聚集了百度、腾讯、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
站在人类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后厂村的30万年轻人过着高收入、低消费的生活，承受远离市区、社交匮乏的封闭和孤独。但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认为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GQ报道|孤独后厂村：30万互联网人跳不出的中国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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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不出门的LV

林晓冉不敢背着LV去后厂村上班。那个9000块的白棋盘包是她一年前在意大利旅游时买的，同去的朋友在LV店里忙着抢购，纷纷劝她也买一个。她架不住劝，买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奢侈品。可回到后厂村，包套着盒子和防尘袋在衣柜里躺了两个月，她舍不得拆封。

背着它去上班的情景在她脑海中反复放映：从早高峰的地铁13号线到后厂村软件园长长的步行道，男男女女背着款式相似的双肩背。那是互联网大厂给员工发的，各式各样的logo印在上面。

挎着LV走在这样一群人里，太突兀了。她停止了想象，掏出手机给LV拍照，上传到二手平台原价转让。

在互联网大厂做了3年产品经理，林晓冉的生活两点一线，租住的回龙观，工作的后厂村。百度、腾讯、网易、新浪、滴滴、联想……成堆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聚集在后厂村，有人这样描述北京北五环外这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关键词包括巨头科技公司、码农、高学历、高薪资、平均年龄29.2岁。”

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清晨楼下等车、傍晚超市买菜、周末去五彩城吃饭，林晓冉总能碰到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大概率在后厂村见过。辨别对方是不是后厂村互联网人的方法很简单：看衣着，是不是T恤、衬衫和牛仔裤；看工卡，要么挂在脖子上，要么揣在兜里，绳子露在外面。

“不过，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也不是最准确的。”她说。

“那最准确的应该看什么？”

“神情，就是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任何朝气的人。一看他的眼神，你就觉得，啊，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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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高旗在望京一家外企工作多年，房子也买在望京。长期西装革履的日子，他习惯了精致有情调的状态。清早出门，双肩背里放一袋日常护理套装：一把指甲刀、一支唇膏、一小瓶香水、一瓶薄荷味的护手霜、一瓶迷你保湿乳液。午休时间，他在意“尝鲜”。望京SOHO的小餐厅高度密集，隔一阵就换一批，他中午步行到美食区就总能吃到新菜。下班后，他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家。

但在35岁这年，高旗却做出一个决定，放弃望京的舒适状态，加入滴滴出行，每天早高峰开车来后厂村上班。后厂村路的拥堵程度，已经成了自媒体大号的推送标题，“多少追风少年，在后厂村路上被堵成了油腻中年。”

为什么愿意忍受这样的折磨？高旗的答案很简单：工资高，发展空间大。在后厂村，每年涨薪10%很常见，而他原来为一个海外品牌做了11年市场相关工作，每年最多涨薪3%。

但很多人刚来后厂村时，都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高收入和贫乏基础设施间的落差超乎想象。网易面试当天，陈一帆跳下公交，跟着导航走了20分钟，走几步就吓一跳，掏出手机到处拍照：砖墙上一排卫星天线，半圆形，像白色的碗；荒地上新栽了几棵树，根部不如人的大腿粗；院子门口两根灰柱子，墙皮掉落，牌子上印着5个黑字：东北旺苗圃。

她发照片给朋友：这是什么鬼地方？

去年的一天，快手的张悦涵收到邮件通知：公司要从五道口搬到后厂村了。她带着好奇读下去，只见结尾写道：大家将迎来福利，附近美食聚集——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她读了好几遍，忍不住问同事：邮件是在开玩笑吗？

等真搬来后厂村，她才意识到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真的算是美食。因为在辉煌国际广场地下一层“互联网人改善生活的小食堂”里，最常见的是黄焖鸡、麻辣烫、土豆粉。

来后厂村两年了，徐林还是保持着一个习惯，周末清晨7点，步行20分钟到西二旗，再倒两班地铁，坐19站，只为吃一碗豆汁，一个烧饼，四块钱，但路上要花两个小时。没办法，除了公司食堂，后厂村找不到几家早餐店。

吃不好，住也好不到哪儿去。陈一帆去看的第一套房在上地西里，六人合租，一个小次卧月租3000多。中介说这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靠近华联和五彩城。这是后厂村人最常去的两个商场，打车过去需要半小时。

这也算繁华？陈一帆走进五彩城，连个化妆品专柜都找不到。中介在回来的路上反复说，真的是最繁华的地方了。陈一帆没吭声，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她又去看了后厂村人的另一个聚集地融泽嘉园，离后厂村5公里。走到小区门口，她明白中介为什么说上地西里繁华了，从龙泽地铁站步行20分钟到这里，她只看到了一家7-Eleven便利店。回家后，她马上给中介打电话在上地西里租房。

住安顿好了，出行马上成了问题。陈一帆从前只见过堵车，没见过堵自行车，在后厂村见到了。早晨9点半她骑共享单车去上班，一到后厂村路口就陷入单车的包围里。她先拍照发朋友圈吐槽，又给喜欢的偶像尤长靖发微博私信，我们这里又堵车了。发完又回复了几条朋友圈留言，车群还是没动。

林晓冉从回龙观搭地铁到西二旗，再坐班车到后厂村。冬天刮着大风，100多人排着长队，来三趟班车也挤不上去。车程15分钟，等车要一个多小时。“所有的激情、热情都被这个磨没了，磨得你都没有脾气了。”

为了每天通勤时间能短一点儿，后厂村的人们各有招数：一个程序员在下雨天叫不到车，打货拉拉回家。辉煌国际的十字路口，早7点就有30多人排队从大货车上领取卸下来的共享单车，到晚了就没的骑。杨振中的手机上装了3个私营巴士app：滴滴、彩虹、赶趟，好过等待三趟也挤不上去的13号线。

滴滴是后厂村唯一除了出租车，9点后也能报销快车的互联网大厂。从8点半开始，楼下的快车司机停止了接单，他们都等着9点分到远程单。但如果在9点过1分时叫车，滴滴的程序员张晨露说，你大概率要排一小时的队。

后厂村会永远堵下去吗？谁也不清楚答案。人们只知道去年平安夜，快手入驻了，当晚的堵车高峰从8点半延长到了10点。几个月前，绿化带被刨掉一半划为车道，陈雨彤对这个变化的感受是“原来堵5分钟，现在堵4分钟”。而这个春天，腾讯的员工正在陆续迁入。

人被逼急了，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百度的韩小琪有天晚上下班打不到车，灵机一动点了份外卖，搭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回了家。她把这事当作段子发到公司内网，同事说这办法太好了，下次我也用。

新浪的徐林不愿想这些取巧的捷径，他选择步行回家。楼下的出租车不拉近单，上完8小时夜班后，晚上12点，他走50分钟回到4公里外的家。不看红灯的大货车轰隆隆开过，树丛里窜出的野狗冲他狂叫。为了少一点儿孤零零的感觉，他总是一出大楼就戴上耳机，日文歌和郭德纲的相声交替播放。

徐林走在回家路上时，网易大楼里，张雯还在加班。她抽空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做金融的北大同学也在加班，步行到三里屯酒吧喝了一杯当作调剂。张雯想想自己刚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椰子水，忍不住自嘲，这就是差距。

凌晨1点，徐林到家了，还没睡的赵凯给他开门。但对于紧闭房门的另一位室友，他俩谁也说不上来是个怎样的人。徐林喊不对他的名字，而赵凯搞不清他究竟在哪儿上班。刚搬来时他说过，但是赵凯忘了。“过去一段时间了，就不太好再去问你在哪儿工作这种问题。”

多数时候，他们闷在各自的小卧室里。灰尘从赵凯房间的窗户飞进来，刚来的时候，他隔几天就拿一块抹布趴在地上擦，如今没这个精力了。

徐林半年前发现床歪了，左边低右边高。或许是床下弹簧出了问题，但他懒得修，想起来就累。他在床左边垫了三个枕头，免得滑下去。这样固然不那么舒服，但他也无所谓，因为累到几分钟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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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阶段性的
过着这样缺乏品质的生活，为什么不离开后厂村？从山东淄博来到北京的赵凯说，大概是因为原本对生活要求就不高。工作一年后买下2000块的switch，他已经很满足了。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东西，这种事他没想过。他的同事杨振中买衣服首先考虑性价比，“超过三位数我就得thinkthink了。”

这不只是直男程序员的心态，后厂村的女孩们很多也这样。林晓冉戴着59块的粉红色吊坠项链，衣柜里挂着29块的黑色纱裙和80块的格纹西装外套，都是在淘宝上买的。衣服单价不超过100块的消费习惯在后厂村很普遍，简单来讲，穿得差一点儿不会痛苦，因为大家都很朴素；穿得好一点儿也不会开心，因为“没人在乎你穿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