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厂村路是一种咋样的存在( 二 ) 后厂村路

后厂村的普遍观念是，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如果你内心不认同这一套，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澳洲读研的北京男孩石磊一结束寒假实习，就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澳洲的互联网员工五六点准时下班，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留在墨尔本，他一周还能去3次击剑。为了工作忍受这种偏僻和贫乏，他觉得没必要。

但对于后厂村的多数人来说，可能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这边很多人的路其实早就已经划好了。”林晓冉2014年从山东的一所985高校毕业，她觉得想做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不待在北京，不待在后厂村，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实际上，后厂村的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买起科技设备来，钱花得痛快。丁阳天的外星人电脑要两万多块，为了办公轻便，他还买了个小一点儿的SurfacePro，5000多元，还买了1000多块的罗技鼠标、2000多块的苹果耳机。他知道有些也不符合性价比，但是“就像国贸的人买奢侈品一样，其实是另一种装逼的需求”。

但这本质上还是升级生产力设备，算不得生活消费。相比于享受生活，后厂村人更愿意把钱攒着买房。这里的非京籍年轻人超过七成，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服优雅更重要。

过去半年，徐林为省钱买房算了一笔日常开支的账，发现在食堂吃饭每月要花400块，自己带饭最多200块，于是每天买菜，在家做好一荤一素，再没吃过食堂。“其实你说这两百块钱有什么，但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我在努力省钱了。”

半夜12点，林晓冉还在上网看房。她家在河北农村，不想在村里待一辈子。上班5年，她节衣缩食攒了一笔钱，加上部分借款凑齐130万首付，想在回龙观买个330万以内的一居室。为此她每个月要还将近15000块的贷款，是她月收入的一半多。

听说她要独立买房，父母表示支持。但当听到三百多万这个数字时，他们吓坏了，让她赶紧回家。

“他们不明白我已经走出来，就没法再接受回去的生活了。”一次回老家时，林晓冉见到了高中同桌，大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做中学老师，嫁人、买房，在当地安居乐业，看上去挺知足的。但林晓冉很确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半夜看完房子，她又习惯性地打开几个公众号的推文，浏览那些让她心动的家居好物。她幻想着将来买房以后用这些物品将家填满，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她不允许自己下单。

可是买房以前，对舒适居住的向往该怎么满足呢？林晓冉的方案是，出差时住尽可能好的酒店。有时候报销额度不够，她就跟同事拼一间。有时她信用卡攒够了积分，就用信用卡权益换来住一晚免费的五星级酒店。

她捎回酒店里的茶粉、咖啡粉，凑了两大盒放在书桌边的架子上。浴室一角堆着60多瓶五颜六色的沐浴露和洗发水小样，按不同酒店成列码好，“这是洲际的，这是希尔顿的，这是凯悦的，这个是我最近刚住的钓鱼台的。”

一瓶小样40毫升，用两三次就没了，她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舍得用。“其实它可能也不是质量很好，因为它就是灌的。但我用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像在住五星级酒店。”

每次住酒店，她喜欢泡浴缸。最近看房，重点就看卫生间的大小，哪怕是买一居室，也一定要装浴缸。“我也不是喜欢泡澡，但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刻我会有点儿接近于理想状态中的自己，一个在职场上面有一定成就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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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得太远了
来后厂村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赵凯觉得是情感越来越贫乏。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8年春天，他退出了公司的狼人杀俱乐部。

刚入职几天，他就迫切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很孤独。在公司只跟几个同事打交道，下了班根本没工夫进城社交。内网上组织狼人杀的帖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他能想到成本最低的社交了。

每周五晚在公司会议室和陌生同事游戏聊天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他换了组，工作强度明显变大，9点前再没下过班。“一下子特别累，累得不想再说话了。”一个周五，他没去狼人杀，从此再也没出现。

他缩回自己的小卧室，下班后一个人打switch，偏好都市设定的简单剧情，贴近现实不费脑子。有人向他推荐一款玄幻游戏，名字8个字的主角住在名字10个字的地方，拥有名字一长串的道具，他看了一眼就觉得好累，赶紧关了。

结束一天的疲惫后，他最爱上B站刷游戏视频，但一段不能超过3分钟。点开看到长度是6分钟，他立刻关掉，“累的时候没办法集中那么久的注意力。”

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太会跟人聊天了。参加日语等级考试时偶遇一个姑娘，当天就拉着他去一家livehouse听演唱会。他心里惦记着她，但总是想不出约对方再次见面的理由。“想不到见面说什么，我就觉得好尴尬。”

他回想大学时，友情的维系相对容易。一起去食堂吃西瓜、一起上自习，大家都住得近，也不必刻意找话题。后厂村不是这样，想在这里交到朋友太需要主动性，但换个角度来说，自闭的人也能很自然地生存。“敲代码的工作，其实你不怎么和人说话也没关系。”对于性格腼腆的他来说，很难说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生活不该如此。一个周末，他睡到下午1点才醒。睁开眼睛，厚窗帘拉着，墙皮掉了一块，还有几道发暗的划痕，门上粘着扭曲的胶带。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住在一个洞里。

另一次，徐林去日本旅游，赵凯一个人住了一星期。徐林回来那晚，他迫不及待想聊天，张口的一瞬间，嗓子好像粘住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周没和人说过几句话了。

过去两年，林晓冉一直单身，常来往的只有组里同事。几个月前，同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海归程序员。她动了心，约会进展也顺利。但不到一个月，男生突然提出，以后别再见面了，理由大概是她不太会交流，急着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出来，表现得太强势了。这件事刺激了她，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人恋爱、交流的能力。

一个朋友说她是自杀式单身，不主动扩展社交圈，就自己闷在屋子里幻想爱情。她到处问别人，你觉得我是这样的吗？

为了改变现状，她鼓起勇气上豆瓣发了征友帖，几天后有人联系了她。刚聊几句，对方就说了结束语：你挺好的，但我在东四环十里堡，我们离得太远了。

她在公司内网发帖，征人一起搭顺风车、一起领养小猫，也想着能顺便征个友，就让同事在评论区发了几张她的照片，每天盼着回信，结果没有等到。

没办法了，她又在同事的推荐下加了公司的两个单身群。内部群900多人，离职人士和后厂村其他公司员工组成的外部群500多人。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单身，她感到些许安慰，也期待着能在群里认识新朋友。

但几天过去了，群里没人讲话。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一帆坐了17站地铁、倒两趟线、花一个多小时到了国贸。在后厂村过了5天的憋闷日子后，她想和城里的朋友见一面。

晚饭后，姑娘们溜达到SKP，走进那扇金色旋转大门。商场里尽是万元起步的奢侈品，买不起，但看看也开心。路过鞋店，她指着一双鞋子问朋友，这双好看吗？看到衣服也点评一句：那件真不错。

朋友一直低着头，忙着和男朋友发微信。陈一帆被晾在一边，渐渐也不再说话。走到扶梯口，她突然加快脚步跑了下去，听到朋友喊也没回头。回程地铁上，她靠着杆子掉眼泪。到了第三站，朋友转头看到她满脸的泪痕，吓了一跳：你是因为买不起SKP的东西吗？

陈一帆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进一趟城真的很不容易，导致她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太高了。害怕给朋友造成压力，她没有说出心里的那句话：“当时我就是突然想到，我一个人在北京，真的很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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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我什么时候会想辞职呢，就是在我没事做的时候。”杨振中说，待在后厂村，高强度的工作、寡淡的个人生活、社交匮乏的孤独都击不垮他，因为他知道一切是为了事业。但他最怕的也是工作价值被消解，那会让他直面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自我实现，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

陈晓琪在百度7年，如今忙到每天3杯黑咖啡才能提起精神。丈夫胃病3天，8岁的孩子病毒性感冒5天，她顾不上照顾。几年前，同为互联网高管的朋友卖掉北京的房和车，跑去丽江开客栈。她动了心，也去体验。但过了一周她就待不住了，觉得还是每天看着无人车测试的日子带劲儿，又回到后厂村。

但不是谁都能找到坚实的价值寄托。林晓冉确切记得自己入职的日期：2016年4月25号。那天早上，她迟到了，赶着去参加新人入职会。她的上一份工作也在互联网，走进办公楼时她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待3年，升到P5（总共10级，P5为高级工程师），然后就换平台，去一个更大的世界。

没想到，3个月后就强制调岗，不到3个月又调岗。3个业务彼此间毫无关联。她眼中的互联网大厂是个系统，人跟着架构的调整而流动。

现在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她脱口而出：“拉群。”最近她又调了岗，现在服务的产品以技术为主导，留给产品经理的创造空间很小，她多数时间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当初给自己定下的3年职场计划，如今她很少再想起。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她不太确定，“感觉这个产品没有我，它也一样正常运转。”

她28岁了，过去3年连续升了3级，现在是P6，在同龄人里算是比较高的职级了，但她仍觉得现有的职业能力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上一次转岗面试，她表现欠佳，但还是通过了。事后她问经理，为什么选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她猜对方可能是在开玩笑，听了有点儿开心，但再一细想，心里又有点儿不是滋味。为什么自己的面试能力总是提不上去呢？

有一次，她和一个女程序员在群里讨论工作。她提了一个问题，对方回复说，长得好看也要思考啊。她当时没在群里说什么，“但是我私下里真的气死了。”

最近她常想起这些事，在工位后的小柜子里放了一面镜子，一闲下来就扭过头，忍不住想看看，现在的我状态怎么样？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后厂村，很多人周末没有要紧任务也会主动去公司加班。一个周末，陈晓琪开车来公司拿电脑。进了地库，她发现没带工卡，刷不进楼。没过几分钟，有人开车来了。陈晓琪问他，你干吗，来加班吗？对方回答，我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根源就是生活匮乏、社交窄，你也没地儿可去，只能去加班。”杨振中对此这样理解。他身边不少同事都有这个习惯。他自己也常九十点下班，不是公司强制，而是自愿为工作多留一会儿。他是山东临沂人，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我特别珍惜机会，特别珍惜机会。我觉得不管什么岗位对于我来说，都是价值所在。”

他现在做AR，行业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对于自己的未来，他看不清楚，能做的只有尽量勤勉。“北京能让我们扎根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就只能自己多折腾折腾。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这一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基本的心态。”

和后厂村的互联网人谈加班文化，会发现一些人的态度很模糊。3月底，一个叫作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抵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制度：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生病住进ICU。梁浩宇早10点上班，晚12点下班，周末不要求加班，但如果项目出问题，随时要赶去处理。他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996的讨论。

“从大的行业角度，我想不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996很多事就很难推进。”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那要看收益和付出是不是成正比。”他眼中的收益，包括钱和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经验和成长。

“如果给你足够的收益，你就能接受996吗？”

他想了一会儿，眉毛拧得更紧。

“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对于996这个话题，林晓冉没什么感觉，“这也不是对的，但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吧，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她强调京东、阿里比他们累多了，后厂村目前还没有强制996，“实际996和规定996，给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赵凯目前的工作强度也不到996，但他关心事件走向，觉得身边的讨论正在跑偏：大家开始要求行业保证合理的加班费了。他感到困惑：“这不是个错的事情吗？给多少钱，也没有权利挤占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怎么都在要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