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美欧研究」金玲：阿富汗危机与欧美关系的疏离态势( 二 ) 迪拜

因此，在美国宣布按时撤军时，欧盟外长会议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美国无条件撤军会导致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掌权，威胁欧洲核心安全利益。 2021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表达关切未果。 “喀布尔时刻”乱象之后，英国推动召开七国集团峰会联合施压美国，试图迫其放宽撤军期限，再遭拒绝。这一切都加剧了欧洲对美国所谓“盟友原则”的怀疑。拜登虽可将撤军决策中的单边主义做法“甩锅”特朗普，但在其任后多次无视欧洲反对意见，甚至在“喀布尔时刻”乱象之后拒绝延长撤军期限的做法显然是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延续。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此发表评论认为， “虽然阿富汗的失败主要归结于当地政府，但美国将阿富汗政府边缘化的政策难辞其咎。美国撇开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谈判损害了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决策过程排除盟友的做法，也违背了拜登政府宣称的盟友原则。 ”
最后， “喀布尔时刻”乱象让欧洲愈加质疑北约框架下的“团结精神” 。随着欧美安全利益的偏移，欧洲一直对北约框架下的团结精神信心不足。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乌克兰和利比亚问题上只愿意发挥“幕后领导”作用。特朗普甚至一度拒绝就“集体安全责任”公开表态，并无视欧洲的关切从叙利亚北部撤军，欧洲已然感到美国忽视北约框架下团结原则，以至于马克龙曾作出北约“脑死亡”的判断。
阿富汗乱局引发的团结危机更甚。进军阿富汗是北约第一次启动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为展现团结，欧洲义无反顾支持美国。在20年的战争中，欧洲在阿富汗投入了大量的军事和民事资源。在美国宣布撤军时，阿富汗外国驻军中仍有75%来自美国盟友，欧洲在阿富汗的民事投入更是美国的2倍。阿富汗战争对于德国而言更是不同寻常，出兵阿富汗是二战后德国首次在海外开展军事行动。当时德国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时任总理施罗德为了支持美国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20年来，德国在阿富汗驻军累计15万人次，总计花费约120亿欧元。如今，拜登政府在撤军决策中排除盟友的行为，让欧洲感到失望和不公，以至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强调， “各国有权撤离的民众有公平、平等地获得进入机场的机会。 ”博雷利则无奈地表示：“欧洲对阿富汗形势感到遗憾，但没有人征求欧洲的意见。 ”这些表态显示了欧洲对美国的失望情绪。对此，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呼吁重新思考北约运行模式。
2021年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新华社图片）
阿富汗危机加速欧美对外政策分化
从奥巴马政府战略东移开始，欧美对外安全战略一直处于分化之中。美国日益聚焦大国博弈，并将“印太”作为地缘政治的优先方向。欧洲则因受制于周边乱象、难移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始终强调周边和非洲是战略重点。当拜登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大国竞争时，欧洲却聚焦非洲大陆疫情防控和安全问题。
一方面，阿富汗危机扩大了欧美战略优先方向的分化。欧美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便反映了这一分歧。美国认为，阿富汗不再是其战略重点，继续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会削弱自身实力，既不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开展大国竞争和维护霸权。美国急于从阿富汗甚至中东乱局中脱身，不希望被欧洲东部和巴尔干牵扯精力，是为了将更多力量和资源投入印太地区。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主流观点认为， “将欧洲安全交给欧洲人，可能引发欧洲的安全问题，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因此没有理由继续为欧洲的安全买单。 ”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提供支持。
在美国推进战略东移的同时，欧洲周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传统安全与恐怖主义、难移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面对多重危机，欧盟明确将保护自身安全和维持有韧性的周边作为优先考量。由于地缘接近，欧洲认为阿富汗是其广义的大周边，一直将阿富汗视为其对外战略的重点之一。阿富汗局势尤其是难移民和恐怖主义威胁事关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美国无视欧洲的安全关切从阿富汗撤军，反映出其对外战略服务于国内政治、大国竞争策略以及美国优先的特征，也必将与欧洲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