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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轼刚到密州时，还是“权知密州军州事”。知，是主持、主管的意思；军州事，指兵备和民政，即军政一把手；权，是暂且、兼代的意思，宋代朝廷差遣官员初任重职，往往加“权”字，有实习考察的意思，试用考察合格后，才转为正式。苏轼“权知”不久，就去掉了“权”字，成为“知密州军州事”。
从“东南第一州”的杭州通判来到相对偏荒的密州担任知州，也是苏轼担任“一把手”的开始。
宋代的通判虽然权力很大（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宋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又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知州的副职，因为它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有两大职责，一是佐理州事，一是监察官吏。论官位、级别，通判在知州之下；论职权，不但可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而且作为皇帝的耳目，所在州官员的功过和职事修废，可以直接通达皇上。所以，把通判视为“监州”更符合其身份。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通判事实上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但毕竟是“二把手”，所以苏轼对此次任职应该是充满期待的。
他于当年十一月到任，正是寒冬季节，写“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时应该是刚到密州不久。
此地正闹蝗灾、旱灾。
因此，从北行进入蝗灾遍地的密州境内时，他的心情一下子就滑落到了谷底。他后来在《超然台记》中写道：“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来记述刚到密州时的心理落差。
初到密州，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很单调。这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也有记叙：“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从中可以看出，初来乍到，苏轼对密州的寂寞苍凉、空旷萧索很不适应，他忍不住怀念荡舟湖上、水光山色尽入眼中的杭州生活。
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抱怨“何人劝我此间来”。但密州的自然灾害、百姓的穷困生活却使得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得失。赴任后的苏轼来不及歇息，亲自下田投入到灭蝗抗旱的斗争中，以至于手足都磨出了老茧。
蝗旱相依，解决蝗灾最佳办法就是下雨。
密州城南二十里有山名“常山”。《齐记》云: 祈雨常应,故曰常山”。
祈雨在古代是地方官员的一个工作内容，早在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春，关中大旱。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的苏轼就在太白山为当地百姓求过雨。于是苏轼带军民等来常山祈雨，常山神祗很给这位太守面子，祈雨刚结束往回走途中就把雨安排上了：
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
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
従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
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次韵章传道喜雨》
我们可以想象苏知州的兴奋喜悦。
除了祈雨外，苏轼又四处勘探，为百姓找水源，并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据说今天在诸城城南的三里庄水库拦河坝，就是基于当时苏轼疏浚河道的故址。
但灾害非短期能修复。苏轼来密州的第二年便遇到了春荒，苏轼虽然是一州的“一把手”，却也没能搞特殊，饮食都是粗茶淡饭。
他甚至幽默的把自己的一日两餐（古人过午不食）称之为“三白”：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
再到后来粮食都接济不上时，就和老百姓一样都以野菜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