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这样写道：做官十九年来，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只好天天在公务之余，跟通判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有一次，密州的一二把手在沿着城墙根挖野菜时在树丛旁发现一个包裹着的弃婴。
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
饥馑年月，吃不上饭的老百姓扔掉孩子也是无奈之举，苏轼从中更体会到百姓生存的艰难。
于是他下令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
他还四处动员家中无儿无女者领养各地的弃孩，凡每养一弃儿者政府每月给六斗粮米的补贴，几年间，救活被遗弃的孩子达数千人。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与朱鄂州书》苏轼）
十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知登州路过密州，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和养父母们闻讯赶到州衙跪拜谢恩，这个场面，现在想起来也会让人泪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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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年，又往往意味着社会不安，“盗贼渐炽”。苏轼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的产生根源做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恃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
他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
官府对盗贼应根据情况分别对待，如盗贼的主从，必勘问根由详尽再落实之；“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于是“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事竞劝，盗亦敛迹”。
密州当时出现了一帮盗贼，到处抢劫掠杀，安抚司派遣了三班使臣率领悍卒数千人到密州来捕盗。
谁知这班外来的“悍卒”，要比盗贼更横暴凶残，他们甚至用禁物设赃，诬陷百姓，借机强掠其家。居民无奈，遂奋起与之争斗而致杀人，悍卒畏罪惊溃，企图作乱。
此时百姓纷纷到州衙来投诉，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扔到地上说：“哪能出现这样的怪事？”
那些企图作乱的悍卒，听到苏轼的回答后，心里安定了，没再想闹事或者逃跑。
先稳住他们之后，苏轼派人到各处去把散兵招集起来，等召集到一起后，开始过堂审理。当取得充分的人证物证之后，便按律分别处以死刑。
苏轼此举，深得民心，其事迹很快流传到临近的州府。
这说明苏轼虽然第一次当一把手，但杀伐决断有勇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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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灭蝗、抗旱、救婴、除盗、惩吏，密州的经济社会有了好转。
在政务纷繁、穷困不堪的日子稍稍好转后，苏轼的文人情怀又显现出来，他修葺了州衙，顺带把州城西北城墙上那处刚到时观雪景的荒废已久的旧台也重加修葺，并加盖栋宇，成为登临游览的去处。这个高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超然台。自此，这座高台就成了他公余休闲的一大去处。
他的休息，不仅仅是写字填词。作为还管理军事的一把手，战备项目还得搞。在熙宁八年(1075)十月的一次秋狩活动中，他写出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公认是他的第一首豪放词，由此开创一代词风。
当然，在密州期间，他还写了对亲人的两首著名的的怀念词，一首是写于来密州第二年正月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