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任钊|郑任钊：从《公羊传》看中国统一思想中国|《春秋》|尊王|方伯|弑君|统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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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公羊传》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传》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统”，了解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才能体会“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政治背景说，秦统一以前的大约500年时间，史书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最痛苦的一个时段。《春秋》一书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臣弑君、子弑父的人伦惨剧经常发生，人们见惯不惊，那不是很荒谬吗？再看战国时期的战争，《孟子·离娄上》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国长期实行“以战去战”政策，最终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又以苛政峻刑治国，很快便被人民起义推翻了。汉朝立国，起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政治稳定时期，到了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国家再次面临分裂混乱的危险。
从文化背景说，当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挞时代的荒谬，重新建立是非美丑的价值准则。孔子鲜明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汉王朝继秦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开始在文化上探求长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远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所提出一种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儒家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炼总结。孔子去世后，其后学传授《春秋》，公羊学派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传》，书中内容在先秦时期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胡毋生等人将之著于竹帛。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公羊传》鲜明地指出：“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为“拨乱反正”而作，因此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力图从字里行间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同时，在数百年的传授过程中，历代公羊先师又不断总结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断将深具时代内容的思想观念融入到对《春秋》的解释中来，阐发出一套以“大一统”为理论纲领的政治思想。
《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认为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历纪年，意在尊王一统。《公羊传》主张的“大一统”，是与尊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强王权，限制地方诸侯的权力，其目的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兵燹连连的乱世，《公羊传》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废溃，制止伦常的混乱。当一统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的时候，“拨乱反正”，恢复世界应有的和谐与秩序则上升为第一要务。《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谓：“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实与而文不与”，就是默许诸侯的某些正义性的“专讨”行为，即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对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予以认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社会处于一种管理真空的无序状态之中，致使诸侯灭国、臣子弑君父的混乱局面发生，罪行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这就是说，在王者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大任的情况下，应当依靠现实中可能的力量来维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期盼有实力和能力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强调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