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郭沫若访苏，准备仿制司南为国礼，物理教授：司南就是不会指南物理教授|国礼|指南|王振铎|郭沫若|老

1952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准备访苏，需要带一件象征中华文明的礼物送给苏联，经过考虑之后，决定赠送一套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司南”。
出现在中国史书上的指南工具，主要是“指南车”、“指南针”、“司南”，其中“司南”最为美观简洁大气，非常适合作为国礼。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钱临照教授，接到了仿制“司南”的任务。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钱临照找来最好的磁石、最好的玉工，根据文物局博物馆处王振铎的司南方案，玉工用天然磁石雕琢出了一把优美的汉代勺子。之后，钱临照将这只磁勺安放在精美的青铜地盘中央。地盘是东汉一种占卜工具，四周刻着四维、八干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个方位，被打磨得光滑无比。
但尴尬的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由于勺子旋转时的摩擦力过大，这只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就是不会指南。由于郭沫若访苏时间越来越近，为了抵抗勺子旋转时的摩擦力，钱临照只能采用电磁线圈给这只磁勺充磁，使它本身的磁力足够大，以抵抗摩擦力。
中国人的骄傲——司南，难道只是古人虚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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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南工具，春秋战国时代有三则记载。
《管子》和《吕氏春秋》记载，河北百姓发现一种奇特的石头，能够吸铁，具有指向性，将之命名为“慈石”。
《鬼谷子·谋篇第十》记载：“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物，生活在河北地区，与郑人取玉都在邯郸文化区域内。
《黄帝内传》中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司南车当其前，记里鼓车居其后。”《黄帝内传》大约成书于先秦至汉朝，并非指黄帝时代已有司南车，但能说明成书时代已有司南车。
这三段记载说明，中国人的指南工具，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但没有详细记载制作办法。而且，司南车（指南车）与我们熟知的司南，两者结构制作并不相同，司南车应该是复杂的机械装置，司南是简洁的磁石旋转指南。大约到了战国末期到汉朝时期，史书上才有了如今我们熟知的磁性司南记载。
《论衡·是应篇》中大致描述了司南的制作与工作原理，“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即“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王振铎的方案、钱临照的仿制，依据的都是这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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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字差异很大，有时一字之差，含义大相庭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十二个字看似简单，却让学者们争论不休。
1，《论衡·是应篇》有多个版本，明朝版本是“司南之杓”，宋朝版本是“司南之酌”。在古文中“杓”与“酌”意思相差很大，“酌”古训为“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因此，如果本意是“酌”，那么司南造型可能就不是勺子状。
2，“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广韵》中还指“碓衡”，即一段横木，与司南车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因此，有学者认为司南实际上是指南车，又以“酌”来看，这段话意思就变成“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简而言之，中国人早已发明了指南工具，但究竟什么造型却无从得知，更无法确定司南是不是“天然磁石打磨成勺子状”。
与此同时，学者刘秉正认为，司南并非指南工具，而是古人根据天文现象判断南方：“司南之杓”中的“杓”，在古代又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亦称“斗柄”；“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又与“底”字相通，因此司南应解释为北斗，当北天的北斗的勺柄指向地面（北方）时，勺底的二星指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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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的唯一一次成功仿制记载，出现在抗日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