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国宝“马踏飞燕”，踏的可能是只鹰( 二 ) 飞鸟|飞燕|马踏飞燕|龙雀|铜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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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其后，又有学者根据物种的外形认为马蹄下的应为“鹰”，如知名畜牧学家崔堉溪就曾列举了“马踏飞鹰说”的主要理由：“燕子体小，马蹄踏上之后，露出的燕体部分不可能如此之多；燕尾较短而分叉，鹰尾较长而尾端整齐；鹰飞的速度在鸟中最快，“马踏飞鹰”更能说明马跑的高速度；在甘肃河西一带，鹰四季皆有，而燕罕见；马与鹰在古今常被人视为狩猎工具，猎鹰与猎马常在一起，向同一方向飞奔，对同一猎物追捕，燕子很少有这类行为；古今养鹰人多喜欢在鹰尾上部系一响铃，鹰飞铃响助兴，‘铜奔马’模型，飞鸟尾巴上部果然有一个系铃的孔眼。”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原馆长初世宾先生后也曾撰文，讲述了这件文物从发现到命名的来龙去脉。他认为，铜奔马，是文物标本学的定名，是在无法确知其名的情况下按文物学约定俗成的规范暂定其名。文物的真正名称，除非记载有原名，否则皆属后人研究、推测或命名，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切磋商榷。但定错了不好，所以应慎重。他其后对“马踏飞燕”的名称进行了质疑，认为应当是鹰隼一类，“‘ 马踏飞燕’虽形象生动，叫起来也朗朗上口，但尚欠准确、科学，该马后蹄所踏明显是鹰隼一类（民间俗称鸟鹰），尾不分叉，折扇形可聚散，大眼圈睛，头颈灵活可反顾180°，双翼收缩耸肩（这是鹞鹰击物时的典型形态），翼端剑状长羽，尤其尾端有一未穿洞孔，象征鹞鹰足尾系铜铃之所。猎鹰尾部系铃，宋人《艾子杂说》有记，今人王世襄先生结合亲身经历也有较深入而明晰的研究，语在《大鹰篇》。马足所踏应是一只猎鹰。相似的鹰隼或放鹰狩猎的情景，在汉代墓葬、画像石（如汉中山国王墓、沂南汉墓）、魏晋墓（如嘉峪关壁画砖）中比比皆是。至于骏马，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跑姿是驯马学中著名的、人工培育出的“对侧步”，即同侧双足同时交替快速迈进，有轻盈、平稳、持久的特点，青藏、蒙古、阿尔泰草原统称‘走马’。”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宁强近期带研究生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通过考古文物的对比，再次认为，俗称“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脚下所踏的鸟并非尾巴分叉的燕子，或许是一只鹰。这是谁的鹰？鹰和马是什么关系？马踏飞鹰造型的铜雕表现的是什么主题？带着这些疑问回到北京后，宁强教授开始比对相关考古资料，查阅历史记载，寻找准确答案。通过研究，宁强教授发现，这只马蹄之下的鸟其实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而这匹奔跑的马则是汉代河西地区出产的训练有素的军马，这件“马踏飞鹰”造型的青铜雕塑的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因此，这件著名的“马踏飞燕”汉代铜奔马应该改名为“马踏匈奴鹰”。生活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人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劲敌，秦始皇修长城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匈奴南侵，而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部马铺山）被匈奴围困险些被俘，所以汉朝的将军们都以打败匈奴为骄傲。汉武帝时，率领大军占领河西走廊并北进沙漠大败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去世后，被安葬在汉武帝茂陵的东侧，他墓前的大型石雕像“马踏匈奴”正是用来纪念他打败匈奴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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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匈奴西汉陕西兴平霍去病墓东汉时期，匈奴仍然是汉王朝的主要敌人，双方进行了多次战争。武威雷台汉墓埋葬时间的东汉后期，敦煌人张奂（公元104-181年）在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被任命为安定（今甘肃镇原）属国都尉，曾率军大败匈奴，“郡界以宁”。武威雷台汉墓的主人也是一位张姓将军，是否张奂的族人尚难确认，但他参加抗击匈奴入侵，立下战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在他的墓里除了这件“马踏匈奴鹰”青铜雕塑，还有一个庞大的青铜军事仪仗队，庆祝胜利的主题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