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演|排演样板戏（知青杂忆之六）排演|刁德一|阿庆嫂|宣传队|样板戏|知

有时闲来无事，我偶尔会哼几句《红灯记》、《沙家浜》之类的样板戏唱段解闷儿。为这，还曾闹出过小小的不愉快。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刚毕业，分在一所中专教书。一次上课效果不错，心情舒畅，不免有点儿忘形，回到办公室顺口哼了句儿“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没成想，一位正巧在我们办公室的校领导登时就火了，声色俱厉的呵斥我：“年纪轻轻的学点儿什么不好，唱这些破玩意儿干啥！”
我猜想，老头儿可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这曲调或许勾起了他痛苦的记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话又说回来，文革时期，我正处于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儿时代，就是听着、唱着这“玩意儿”长大的。不夸张地说，“这玩意儿”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况且，我又没受过啥冲击，对这饱含儿时记忆的曲调有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学唱样板戏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上山下乡那段时间。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每到冬季，几乎村村都要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并且还是完整场次的。戏排好之后，先在本村演，然后与邻村交流巡演。比方说，甲村排了《红灯记》，乙村就排《沙家浜》，丙村再排《智取威虎山》，等等。来了知青之后，先不说嗓音如何，起码是普通话说的地道，唱歌调儿也比较准，因而不少人就能在宣传队混个角色过过瘾。在那时，这可是个好差事。参加宣传队，一不用冒着严寒到地里大干“三九”，二可以到别的村巡演时适当改善一下生活，三还有比较高的工分补助，所以大家参加的很是踊跃。勿庸讳言，在我们这些末代知青身上，已经少了一些热情，多了几分现实。
文革后，我曾听到不少讽刺样板戏演出情景的说法。比如某村样板戏还没演到一半，场子里的人就跑光了，只剩一些用来当座位的碌碡，黑乎乎的在那儿立着，台上的演员还毫无察觉，云云。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过。相反，每到一处演出，场面还挺红火。戏台上汽灯一亮、锣鼓一敲，村里的男女老少就挤满了场子，等着看戏。不仅是这样，一村有戏，附近村子的乡亲都会赶来凑热闹。之所以如此，我想原因有二。一是那时文化生活贫乏，乡亲们有这么个凑热闹的机会，自是不会轻易放过；二是演员都是四围八村的熟人，正好可以借机评头论足一番。倘有谁一不小心出个洋相，让大伙看点儿笑话什么的，那就更妙了，可充作好久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排演样板戏的过程中，我还真看到过一些笑话，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现举两例有代表性的，以博列位看官一粲。一年，有个村排的是《沙家浜》，扮演阿庆嫂和刁德一的都是当地人。两人都有点拿手活儿，算是周围村间的“名角儿”。“阿庆嫂”嗓门又尖又高，犹如时下之原生态；“刁德一”擅长拖花腔，尤其是“新四军久在沙家浜”一段，唱的是七拐八弯、花里胡哨，经常惹得叫好不断。或许是日久生情，两人的关系就有点儿说不明道不白，至于发展到了何等程度，则谁也说不清楚。但有点麻烦的是，男方已婚。在一次排练时，两人背地里有了那么点儿不太严重的亲昵举动，不巧就被“胡传魁”撞见了。而这老哥恰巧是个口无遮拦的主儿，这事儿不久便弄的人人皆知。
等到这年在村里举行首演时，就出了乱子。前边还算顺利，演到“智斗”一场，阿庆嫂有段唱，开头是“刁德一，贼流氓”。也不知“阿庆嫂”哪根筋搭错了地方，竟鬼使神差的唱成了“赵X玉，贼流氓——”。而赵X玉，正是那“刁德一”的本名！场下熟知内情的观众一听，立马哄然大笑，乱成一片。这戏，自然就演砸了。往后，两人也难以再登台亮相，于是只好换人。好在宣传队有替换演员，用标准的说法就是B角。就这样，“红”了几年的“阿庆嫂”、“刁德一”，从此销声匿迹。
另一次，是邻村排演的《红灯记》来我们村巡演时发生的。在“痛说革命家史”一场，当李玉和被日本鬼子“请去赴宴”，李铁梅哭着问：“奶奶，您说我爹他还能回来吗？”的时候，扮演李奶奶的演员一时走神儿，忘词儿了。还好她反应比较快，可能是觉得到了鬼子手里肯定不会有好，连忙用当地方言顺口应道：“我看着是够呛喽！”尽管勉强救了场，戏也得以坚持演完，但台下对样板戏台词熟悉程度不亚于演员的观众们，一个个早已笑的东倒西歪，不能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