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初,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人生》一文,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僧,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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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在文中检讨,由于听信胡适的话,因此前半生只有灰冷、幻灭、悲哀、虚无的人生观,变成了行尸走肉和活死人。而1931年9月份,罗尔纲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在先生栽培之下复活起来,而决追随先生,以献身于学术”,又说:“残烬的心头,忽然闪起了光芒,吾师的名字,竟做了我迷途的明灯。”前后自相矛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罗尔纲作为历史学家和太平天国研究的权威,可以说是胡适精心栽培和引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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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夏,罗尔纲即将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给校长胡适写信,请求帮助。胡适答复说:“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少。”胡适欣赏罗尔纲的才华,提出来:“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就这样罗尔纲来到胡适家,成了入室弟子,开启了灿烂的人生。
作为胡适的入室弟子批判自己的恩师肯定是有心理负担的,罗尔纲看到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写的《我的父亲》以后,感觉豁然开朗了。罗尔纲说,“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父子关系还可以划清敌我界限,一刀两断,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罗尔纲·《胡适琐记·胡思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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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倒是挺会安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老师居然还豁然开朗了。有一点倒是事实,胡适对罗尔纲真是和儿子一样亲切,当时罗尔纲感动得是涕泪交加,一口一个“适之师”如何如何。
胡适邀请罗尔纲到其家整理父亲的遗书并兼做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解决了罗的后顾之忧。罗尔纲体弱怕死,胡适让他学习张元济要有“生命的自信”,积极健康生活。胡适两次到车站亲自迎接罗尔纲,师母怕他挨冻为其做棉裤,罗尔纲衷心感谢“适之师和江冬秀师母待我的恩礼,爱护我、体恤我,当子侄一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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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年轻人体贴入微相当尊重,胡适把罗尔纲介绍给张元济,并说“我的朋友罗尔纲”,还随口夸奖了几句。据罗尔纲记述:“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当了五年的胡适的助手和家庭教师。回顾起那段日子,罗尔纲饱含深情地说:“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怎叫我说得出自己的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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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31年写给罗尔纲的信中说:“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胡适对罗尔纲相当满意,寄予厚望,精心调教,引领走上学术上的康庄大道。罗尔纲原打算研究春秋战国,是“适之师这一个黑夜明灯般的指示”,“引到研究太平天国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方面上去”。罗尔纲感叹,“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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