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11)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人类学与概念史方法的引入，其意义在于使学界不再拘泥于单纯考察中国民族形成的源流问题，或者习以为常地持守着某种“同化论”的看法，而是更多地关涉到“民族”乃至“中华民族”概念的构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后果，特别是“民族”概念的形成与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奋斗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以在考察其特质与内涵时必须要探寻这些概念在晚清以来特定政治与文化语境中的变化，以防止用固化的眼光看待中国“民族”演变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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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后现代的视角
如上所论，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受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观点的强烈影响，一些史家不仅关注“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流变，而且也开始注意其在晚清以来如何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并使之付诸行动。但大多数人仍坚持这种“自觉”意识是建立在长期“自在”的历史延续性基础之上的。近些年后现代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史界，后现代理论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完全不承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历史过程，所谓“民族”不过是近现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根本不存在自古即有的历史起源和演变路径。这方面的言论以沈松侨的观点最具典型意义。他基本认同西方学界对国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研究，声称他们大抵都扬弃了纯粹“根基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的立场，改而采取偏向“建构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或“工具论”（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观点。“国族”不再被视作由血统、语言、文化等根基性纽带（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ｔｉｅｓ）自然衍生的“既定资源”（ｇｉｖｅｎ）；反之，“国族”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国族，而不是国族激发了国族主义情怀。
沈松侨据此追问，对于“民族”而言，是谁在对它进行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符号过程来进行想象？这样的想象又造成怎样的结果与影响？循此追问即可发现，国族建构与“文化表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有关，具体说就是与“历史叙事”的方式有关。“国族”乃是通过历史叙事的表述被呈现出来的，其中包括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英雄系谱，同时也伴随着对历史的故意遗忘扭曲和有意选择。晚清最后十年大量涌现出的“民族英雄”历史书写，即与这种“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有关。
晚清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开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和民族感情，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等生活在漫长历史时期的人物剥离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判，编次甲乙，为国族认同修建起了一座民族英雄万神殿。现代“想象的社群”正是由这些“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与表述编造出来的。但是在倡导“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等人却陷入了近代非西方国家屡见不鲜的困境。他们为了应付生存竞争的挑战，不能不接受国族主义及其所夹带的“现代性”价值，并据此否定中国的过去，可是作为一个“国族主义”者，他们又不能不肯定中国历史传统自有其独特价值，不能须臾背离。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标榜以“进化史观”为导向，中国国族透过一套由新的语汇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建构为一种具有根基性、本质性的统一而连续的集体偶像，并进而取得中国历史主体的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地位。与此相应，中国的“过去”又反过来在这套“国族叙事”的霸权支配下，被转化成“国族”起源、发展的历程。梁启超受伯伦知理的影响，认识到“国民”与“民族”的区别之所在。“民族”是文化、历史与社会之代名词，其赖以生存者，在于血统、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根基性联结纽带，而“国民”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乃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实体与主体，其形成依赖有意识的政治作为与一套明确的法制结构，使人人得以参与其间，共建一国。在这一新体认之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逐渐转化成为以“中国”这个政治单位为核心的“政治性国族主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