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12)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几乎在同一时期，与沈松侨彼此呼应的一些观点也不时出现，如孙隆基借助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的“传统的发明”理论，强调“传统”乃是指在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而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曾存在，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塑造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式文化结构。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属于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头一尾都是舶来品。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作为孔教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只可能是孔子，而不可能是什么黄帝，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黄帝的地位被拔高凸显出来，与拉库伯里学说之传入日本有关。这位法国学者是泛巴比伦说的提倡者，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Ｎａｋｈｕｎｔｅ），他率领巴克（Ｂａｋ）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是汉民族之前身。“中国民族西来说”可以补偿中国思想界在面对西方时流露出的自卑心理，也有助于验证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这样一套奇妙构想。为了迎合当时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原理，中国民族主义必须是外来征服者而不是原住民，有如入主印度的雅里安人、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建立美国的英裔，以及来自东北亚的大和民族。
持“民族主义”建构说的学者大多受到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均把“民族主义”视为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竞争的产物。如杜赞奇就主张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居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作具有相对性的话语建构。换言之，一个民族即使它确实不是新近才创造的，也很难说是一种原初本质的体现。相反，它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杜赞奇强调应该用复线的历史及交易的眼光去观察民族主义的变迁，而不应采取单纯的线性史观的研究方法，因为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
奠基于后殖民理论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建构说”，也导致了一些商榷和批评。如针对沈松侨刻意强调民族主义完全出自近代人的穿凿、附会与想象，故而与历史的连续书写产生断裂，近代国族主义不但构造了一套“英雄谱系”，而且以“黄帝”为中心建构了中国人的共同祖先这套“近代建构论”说辞，王明珂提出了质疑。他称持此论者认为在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学科知识如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等引领下，世界各地都曾发生一个“国族化”及连带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当代的国族认同、国族下的民族区分，以及相关的语言、体质、民族与历史知识，都在此过程中被建构起来。重溯此建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觉醒与认知下对“近现代”（ｍｏｄｅｒｎ）国族与相关知识的建构。然而，“近代建构论”者只是解构近代以来被建构的“历史”与“国族”，却完全对“古代史实”毫无兴趣，或将“近代以前的历史”简化为一个同质的、停滞的状态，如此一个同质的“古代”凸显了近代的变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中国国族”在近代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王明珂同意近代的确存在着一个国族与相关文化被建构的过程，清末知识群体也的确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重新集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以创建中华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的尺度割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两千年而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也基于一个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ｅｔｈ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所以相对于后现代主义学者聚焦的历史断裂现象，王明珂更强调一种历史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