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三 )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李良玉则进一步从分析“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出现的张力出发呼应了朱维铮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由此引申出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当然也就缺乏国家主义的内容，如果没有现代国家主义的充分哺育，民族主义有可能对现代民族国家之建设显示出一种茫然冷漠的态度。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就具有明显的二元论性质，一方面试图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现代国家来振兴中华民族，这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性质；另一方面，革命又必须通过“驱除鞑虏”加以实现，这是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因素。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在革命的早期，“种族主义”中的“反满”口号沿袭了“华夷之辨”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进行革命动员，但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其“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思维却不利于建立多民族共同体。一些学者对此看法亦有共鸣，他们发现，激进派的民族国家理论建立在“排满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其构想遵循着以下逻辑：满洲异族——中国已亡——排满——建立单一汉族国家。这种论述取向一旦落实到现实政治中难免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危险。这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包容各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主义”迥然有别。其原因是２０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其种族建国论正好吻合中国传统民族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使中国的民族身份和认同变得复杂起来。当时革命派知识分子从其政治需要出发，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借助传统民族思想中强调种族的一面，凸显清王朝民族压迫的史实，通过否认满族的中国民族性来为“排满建国”主张提供合法性。而保守派知识分子则借助传统民族思想中强调文化的一面，漠视清王朝民族压迫的历史与现实，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相抗衡。
但有的学者则不认同“民族”必须服从于“国家”意识的强势规则。批评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以后常常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淆起来，觉得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关系，从而使“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同义语，前者可以界定为一种基于民族的同一性而产生的旨在促进社会生活一体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后者则是处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特征，一种情感的表露。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与“民族”的界限在很多层面上很难清晰划分，因而这两种主义每每被人混淆。尤为要紧的是，“国”尚存在着政治学含义上的“国”与地理、文化及社会学含义上的“国”之区别，前者大约相当于“国家”（ｓｔａｔｅ），实乃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政府”；后者则类似于祖国、宗国（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亦即共同的地域及其所负载的除却政治制度外的一切。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其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往往使人不知所从，人们对这种“国家”的感情也很容易发生转移。具体在甲午战争后，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被称之为“反中国感”的思想情结，他们逆乎“时尚”，对“民族”乃至“爱国”的宣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关怀决定的。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是诚挚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意识层面，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关怀却又异乎寻常地活跃。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在感情上却始终割不断与“民族国家”的联系。
有些学者则注意到立宪革命两派在发生争论时，表面上都吸收了同类或者相近的西方理论资源，却在不同层面得出了既相近又相反的结论，以此说明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形成的复杂性。如革命党人汪精卫与立宪派的梁启超在吸收伯伦知理的观点时就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汪精卫强调种界分别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强调政治对种界的融合与调节作用；但另一方面，双方的某些立场又是相近的，梁启超提倡“大民族主义”，汪精卫则主张近乎单一的民族主义，但后来又解释自己并非单一汉民族主义者，不排斥满汉同化。双方都主张中国未来要实行“民族帝国主义”，即以汉族为中心，扩张融合其他民族。梁启超首重国家利益，汪精卫也不忽视国家的根本福祉，因为他论排满，并非为排满而排满，只是认为中国在列强的侵逼下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责任在于满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专制，故只能通过排满才能救国。梁启超反对排满及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以及竭力辩说满人已经汉化的背后却具有“民族的国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