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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节选）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那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两位老院长，还有敦煌研究院早期的同仁。每年清明，全院上下都会去宕泉河畔扫墓。
常书鸿先生1994年逝世，我们为他在宕泉河畔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段文杰先生2011年逝世，同样安葬在宕泉河畔。这以后就有“文革”前到研究院工作的老同事问我，他们走了以后是否可以埋在宕泉河畔。我到敦煌的时候，算我在内研究所共有四十八名职工。后来有的人调走了，有的人去世后葬在了别处，有的人还健在。现在的研究院已有近千名职工，如果每个人都葬在宕泉河畔，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更何况国家已经出台了规定，文化遗产地不能作为安葬的陵园。为此，我们甚至还考虑过要不要把现有的墓统统迁走。最后经商议决定，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前辈一生奉献于莫高窟，已长眠于此，人数不多，为了永远学习和纪念他们的功绩和精神，他们的墓都不迁。
宕泉河畔的老先生、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心无旁骛，守一不移。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纯粹地去钻研业务，心态自然不一样。
我觉得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非常幸运。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衰老和死亡是自然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死亡会使我们无可奈何地告别生命中那些有价值的事物，使我们放下那些饶有趣味和意义的事业，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所有你喜欢的、不喜欢的，留恋的或者厌弃的全部都将离去。
我以前听过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古罗马有一位贤士，在他即将被暴君处死的前夕，依然保持着从容和镇定。行刑之时，他正在下棋，他既没有痛苦地抱怨自己的命运，也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乞求怜悯和赦免，而只是对着要处死他的人说，自己刚才在棋局中领先一子。他借助棋局的领先一子，告诸世人他不仅赢得了比赛，而且赢得了人生。在通往行刑的路上，有人问他即将赴死的心情，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去观察死亡到来的那一刻，以便了解在那个时刻，灵魂是否会意识到他正在离开身体。这就是他面对死亡的态度，这样的一种人能够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暴风雨中的安宁。
相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有，比如嵇康。嵇康这个人长得很美，《世说新语》中记载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当时人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山涛说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的书法和他的人一样美，“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嵇康弹琴，和他的生命追求融为一体。他四十岁被司马炎杀害。据记载，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长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音乐和生命合二为一，升华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审美境界。叶朗教授说，嵇康这样的大艺术家在生命行将结束的那一刻，用自己的崇高人格和生命创造了诗意的人生境界，为中国美学的人格之美定下了一个绝对的高度。

面对死亡，只有那些确信自己已经发现并且得到生命中最有价值之物的人，才会具有这样的从容和勇气。正如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留下了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