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是妖,怪是怪:
妖怪的“分类法”
将“妖”和“怪”区分开来,是本书的创获之一。“妖”指称的是“妖鬼神游”,“怪”则是“奇谈怪梦”。前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妖怪、鬼魅、神灵。
那么,“妖怪”、“鬼魅”、“神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何敬尧看来,这三者其实有着共同的起源和演变轨迹。所有的妖怪传说,都来自天地自然、动植物、无机物和人类。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妖魔鬼怪故事的共同起源。妖魔鬼怪无论多么玄幻神奇、恐怖惊悚,都是以现实中的生物作为原型的。人的想像力终究有限,我们不可能超出物质世界之外去无限度地想象。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在台湾原住民的观念中,天地万物皆有灵,因而天地自然之间都有妖怪和神灵存在。其中一部分演变为传说故事,另一部分则被遗忘。这是台湾“妖怪”的来源之一。来源之二则是漂洋过海来台定居的大陆居民。他们面对陌生的岛内万事万物,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因而也流传出许多妖魔鬼怪的故事。
台湾岛自古以农业为经济来源。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开垦西部平原,还引进了黄牛作为垦地之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还从大陆引入水牛用于农耕。牛在台湾农业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更证实,野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动物曾在岛内生存。由是之故,有关“牛”的妖怪故事也在岛内广为流传。除了“鲨鹿儿”,释华佑还记载了他和朋友捕捉并骑行身形庞大如象的“巨象牛”的故事。因耕牛在台湾社会地位之重要,当地人还建有“牛将军庙”,专门祭祀水牛。有关牛的“妖怪”故事的演变,或许可以视作岛内妖怪故事演变的一个缩影。
因此,台湾早期“妖怪”的故事,多与幻兽妖怪相关,显示出它们的“原始性”。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妖怪”的故事越来越少,“鬼魅”的故事却越来越盛行。“鬼魅”故事的出现,与汉人的灵魂观念与祭祀文化密不可分。“鬼魅”之缘起,始自人。人死之后,灵魂化为幽鬼,存在于人世之间,得到人类祭拜。“鬼魅”在台湾还和原住民的“祖灵文化”相结合,与汉人的幽鬼文化共同构成台湾本土“鬼魅”的来源。在“鬼魅”之中,修行较高、功德较大者,就能获得天人庇佑,为人敬畏,配享寺庙,成为尊神——“神灵”。
尽管作者对岛内的“妖怪”故事做了细致的类型划分,但在时人的观念中,却未必将这些妖魔鬼怪划分得如此细致而明晰。
我们今日对物种的划分,深受林奈“双名法”的影响,讲究系统性、条理性和唯一性,并以此作为建立自然界秩序的依据。但时人的认识并非如此。比如,作者将雷公鸟归入“灵禽”一类,属于“妖怪”,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与雷神相似,具有“神灵”的特点。这倒并不是说前人的头脑不清楚,导致分类杂乱无章,而是当我们试图用今日的法则去对前人记载的种种事物进行分类时,已经犯下了“以今例古”的毛病。尽管这些妖怪故事的内容荒诞不经,但它们作为一种古老的故事和信仰在岛内流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妖怪学”知识背后的观念与心理,体现着时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人生实践的态度以及对诸种情感的体验。
文章插图
“妖怪”:
今日的创作灵源
在“他者”与自我的文化想象中,台湾“妖怪学”展现出的不仅仅是那些令人好奇乃至恐惧的故事,更是时人宇宙观、自然观与人生观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妖怪学”的“非科学性”,也许才真正展现出了当时人的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的真实面貌。
古老的传说,也可以化作今天的灵感。“妖怪学”的故事对于当下台湾的文化创作也有着极大的助益。台湾电影《红衣小女孩》以1998年轰动台湾的“红衣小女孩”事件为素材,并依据台湾本土传说,将红衣小女孩塑造为一个出没于荒野、能够迷惑人心的魔神仔。而影片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则是源自台湾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虎爷”。不久前在大陆和台湾爆红的电视剧《想见你》,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妖怪”的元素,却也融爱情、奇幻、悬疑于一炉,在充分展现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风情的同时,也透过文化心理上的根脉相通,连接起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在情感价值上的彼此理解——这正是台湾妖怪学研究的意义:奇幻的想象,根植的是同一片中国文化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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