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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以其诞辰八月初五日为“千秋节”,并赐假三日。节日当天,大臣要进献万寿酒,王公外戚需进献金镜绶带,而普通百姓则佩戴丝制的承露囊,相互问候赠礼。正如王安石《拒霜花》所述:“开元天子千秋节,戚里人家承露囊。”此外,这一天在长安城还有盛大的演出。据《新唐书》所载,每年的千秋节,唐明皇李隆基都会在花萼相辉楼摆下盛大的宴会。由诸国使节奉上祝福与礼品,皇帝也会回赐“千秋镜”等物品,君臣外宾饮酒共庆。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列队于楼下,乐队既奏雅乐,亦弹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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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坊使引良马、大象、犀牛入场为戏,数百衣着华丽的宫女击打雷鼓,奏《小破阵曲》,金吾卫士则身执甲杖肃然立于两侧,京城的群众也纷纷走出家门观看这一盛景,一时间摩肩接踵、万人空巷,可谓一派太平盛世景象!后世的唐朝皇帝仿照玄宗将自己的诞辰定为举国欢庆之日,“千秋节”先后更名为“天长节”、“地平节”、“庆成节”、“庆阳节”等等。但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综合国力由盛转衰,“千秋节”举国狂欢的场景与盛唐一同远去,从此仅残存于一代唐朝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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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沿袭了唐朝举国庆贺皇帝诞辰的这一节日,称为“圣节”,肇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其在位期间的“圣节”称为“长春节”。以后历代皇帝即位之初,宰相便带领群臣奏请设节为皇帝庆生,前代帝王的“圣节”就此为新皇“圣节”所代替。宋朝的国庆日仅休假一日,但宫廷宴会的排场却丝毫不次于大唐“千秋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徽宗时“天宁节”的宏伟场面:文武百官簪花依次上殿祝寿,随后与辽国、高丽、西夏使节并坐于大殿之上,教坊乐部数百人列于山楼下彩棚中,皆裹长脚幞头,服紫绯绿三色宽衫,镀金凹面腰带,又有高架大鼓二面,彩画花地金龙,击鼓人背结宽袖,身套黄窄袖,垂结带金裹鼓棒,两手高举互击,每遇舞者入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在此期间,皇帝共赐九盏御酒,每一盏御酒饮后都有不同的节目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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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曾为两位皇太后立过此节,分别是仁宗时的太后刘氏,立生日正月初八为“长宁节”以及哲宗时宣仁太后,立生日七月十六为“坤成节”。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在各地的僧寺、道场开建“祝圣寿”道场,且下令禁止屠宰、民间丧葬以及执行死罪等有违天和的活动。三.由欢庆到庄严——明清国庆节的嬗变明清时期的国庆节名为“万寿圣节”,亦称“万寿节”。作为我国帝制时期的最后两个朝代,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皇权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另一方面,作为东亚地区的庞然大物,两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遵行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体制。与之相应,庆贺皇帝诞辰的“万寿节”上升到了与“正旦节”、“冬至节”并为明代三大节的高度,节日气氛也由唐宋时期的欢庆逐渐转化为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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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开国君主朱元璋极其注重礼乐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明一代的礼制几乎都确立于洪武年间。国庆节,这一在唐宋时期以举国欢庆为主的全民狂欢日在明代转变成了规矩严苛、条目清晰的“万寿节”。这一点可以从“万寿节”的朝贺制度中看出,据《明会典》《礼部志稿》等史籍载,明代的“万寿节”有着两套平行的朝贺体系,一套是命妇,一套是百官藩国。在这种制度下,诰封的命妇需要向太后、皇后与太子妃朝贺,百官藩国包括皇族、宗藩、百官、圣贤后裔、羁縻卫所、土司、附属国,他们既需向皇帝朝贺,也需向太子朝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首创了圣贤后裔朝贺制度,给予孔孟后人以殊遇,体现了明代统治者以儒治国的理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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