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茅奖系列之宗璞｜《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五 ) 宗璞|知识分子|东藏记|北归记

因大部分的叙述倾向于记史实录的写法，致使虚构成分较少。情节曲折、传奇跌宕之类的美学风格不是它的主旨，但读者却因此收获了对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史深刻内涵的认识。作家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还原为日常生活中有着衣食住行需要的“凡人” 。这些大师、巨匠们的风采素来是被仰视的，大多数时候是象牙塔中神秘的存在。而《野葫芦引》“四记”却使得中国高层知识精英的日常、心灵与精神生活在作家笔下次第生动铺开，因此也可以说，这同样是一部祛魅之书。矛盾与张力也即在此。
作者的古典文学修养以及对西方经典文学的熟稔，都使人物形象体现出这两方面的影响。如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古典诗词、西方文学经典内容等，这些或已成为某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作家的行文，不自觉地灌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或成为一种隐喻手段来刻画人物；至于哈代、伍尔夫等的叙事手法，则成为一种丰厚的技巧底蕴。当然， “四记”最突出的叙事特点仍然是中国传统小说、文人小说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和思维图式的精深呈现。比如形象迭用。最为人所熟知的如“晴为黛影”“袭为钗副”的描写法，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也可见其惊鸿之影；作者的主要人物大多形成平行或相反的结构设定，并且反复或重新形成这类平行或相反的人物来产生效果。这种模式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以及创造一种结构上对称的形式美，使小说的多层次质感得以展现。如孟弗之与钱明经、吕碧初与金士珍、雪妍与玹子、吕非清与凌京尧、詹台玮与庄无因等。
在叙述爱情时，文本亦表现出一种晚期风格，即那种对悲剧性情感的偏爱。有时，青春爱情的炽烈激情往往被忧伤怀旧的回忆所取代。比如，叙述大士和玮玮的爱情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他们隔着煤油箱默然相对。两颗本应激动跳跃的心变得平静安宁了，使炽烈的青春爱情染上了暮色。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在这里暗示玮玮将为国捐躯，而两人的爱情最终是伤痛而无果的。某种意义上，这既是晚期风格的一种年龄和心境的体现，也是作者的伦理道德观的自然反映。又如，当有采访人员问宗璞先生， “您写的爱情一直是只牵手的，最多亲一下脸颊，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宗璞一听也笑了，差一点笑掉了助听器，顿了顿，才认真回答：“我觉得《西厢记》《牡丹亭》写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胆举止我是不赞成的，发乎情止乎礼是我们的传统。我喜欢这样的爱情。 ”看完“四记”中的爱情、婚姻描写，确如作者所说，这便是作家的原则和尺度了。孟樾和碧初这一对和谐恩爱的夫妇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也只是“抚抚肩、拍拍手” 。即便是钱明经和郑惠枌的离婚，也是风平浪静，不起波澜。郑惠枌亲见钱明经跟女土司的亲密举动，还能笑着对答。令读者见识了上世纪40年代读书女性的涵养和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