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部分募捐平台透明度不足网络慈善灰色地带不容忽视( 三 ) 如何解除网络慈善“成长的烦

那时候，我国尚未建立慈善机制。杨晓霞及其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北京军区总医院代表，三方共同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将救治金的管理纳入了法治轨道。
经救治管委会统计杨晓霞所需费用后，善款结余45万元。此后，有重症患者跪倒在杨晓霞的父母面前，乞求他们能拨出善款。一时间，全国各家媒体都在热议善款使用问题，央视还组织了一场“捐款结余该怎么办”的讨论。
1997年，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给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 。舆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个人求助筹款完成后所筹款项最后仍有剩余的情况，总是引起争议。
此次自律公约2.0版便明确称，对于受助人接受赠与的救助金，在用于大病治疗等用途后仍有剩余的，明确其处理方式为按原路退还赠与人，并应当在前期发起人在平台发起求助时即以协议进行约定。发起人、求助人如果拟将剩余款项捐赠相关慈善组织等用途的，应当通过公示的形式征求赠与人意见。
堵住法律监管漏洞
完善审核追责机制
2019年11月6日，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先生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一审判令莫先生全额返还筹款1531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法院同时向民政部、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滴筹）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推进相关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流转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
作为这场官司的原告，水滴筹相关负责人在宣判后明确表示，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已成为我国社会求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规范行为会影响捐赠人对社会求助的信任，只有加强自律与完善法律双轮驱动，网络个人大病求助才能尽快规范化。
而公众的疑问是，水滴筹即便对患者审核再健全、风控机制不断升级，仍然面临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累计筹款超过200多亿元、平均每月约4.7亿元(数据来源于观察者网)爱心捐款涌入的商业平台，是否也应该受到监管和约束？
该不该受到监管？谁来监管？怎么监管？这可能需要给出答案。
“监管涉及不同层级的机制，例如法律层面、行业层面、公众层面。 ”陶传进分析说，首先，真正的监管是公众选择的过程，帮助公众获取到更多信息，充分满足他们的知情权，这叫做完善社会选择机制，也是最好的监管；第二，行业自律也是一种监管，因为平台和公众在操作中有共赢点，如果有行业自律共赢点就会让每一个平台受益，让公众也受益，如果自律没做好，那么双方都会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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