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七历史」从1965到1998—印尼两次屠杀华人背后的政治内幕( 三 ) 1965年与1998年

由于印华不能形成政治势力，又高度依赖军政府，故苏哈托们就可以在借其生财的同时，强化中枢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进而增进中枢权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相反，传统的土著地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印华的竞争压力，发展空间缩小，实力逐渐相对弱化，进而不断没落，最终会作为一个阶层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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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苏哈托之如意算盘。而对印华来说，边缘少数族群的处境，印尼土著对他们的敌意，使得他们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强势靠山，才能够继续生活。所以，尽管苏哈托有屠华之恶劣先例；但在其放下屠刀、抛出橄榄枝后，印华基于未来生存发展考量，也只能不计前嫌，充当军政府附庸。
这就形成了印华现代发展史上十分畸形的“主公制度”——苏哈托把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削夺了个干净，然后又在经济上对华人松绑。直白点说，即华人企业家提供资金与技术，印尼裔的军政官员则提供经营许可证与政治保护。
靠着军政府“主公”的庇护，印华在经济上东山再起，趁着印尼现代化的东风，重新积累了海量财富。
但是，这种模式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印华的财富乃至安全，高度依赖于苏哈托的保护。这种上层路线，使得印尼土著民众对他们的反感愈发强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印尼元气大伤。而经济的崩溃，又引发了重大政治与社会危机，面对民众滔天抗议，苏哈托被迫下野，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也分崩离析。
苏哈托一倒，印华这个有钱无势，本就非我族类，还充当苏哈托帮凶的族群，便成为，被印尼民众的集中发泄对象。而苏哈托下台后，印华的最大靠山也不复存在。
当然，苏哈托虽倒，但是印尼军方犹在——他们也没少受印华的好处。不过，民众的愤怒之情实在太高，军方自身也难以招架。大难临头，它们非但不再为印华这个寄生群体继续提供庇护，反而故意把他们抛出来，充当自己的替罪羊。这种情况下，印华又一次沦为种族屠杀的牺牲品。
这便是1998印尼屠华的由来龙去脉。
从1965到1998 ，印华两次遭受种族屠杀，而这种反文明、反人类之举，也成为印尼这个国家的一个严重道德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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