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倩如：法益视角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边界研究中薪|高薪|草莽|红线|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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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倩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立场面临着困境，即忽略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通过以信息自决权为切入点，对本罪的入罪边界进行探讨。刑法对于公民自由处理其个人信息的不合理规制一定程度上违背商业发展的逻辑和需要，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当具有二次授权性，并且前置法已承认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因此应当将本罪法益确定为超个人法益与个人法益的结合，在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准确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现实困境
自1994年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早已经全面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共同生活已经不仅存在于公共领域，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也成为社会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拒绝提供个人信息数据，那么公民可能得面临与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脱离。而在提供的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存在泄漏的重大风险。因而，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问题，面对日益增加的信息风险，法益保护前置已经成为立法上的现实选择。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于个人信息未经同意不得收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强调公民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具有支配权，而如果经过同意进行收集或者使用的行为则不算作侵权。
而实践中存在这么一种案例，即行为人利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电子商铺，在未进行店主信息变更的情况下，将包含注册人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的电子商铺贩卖给他人。这种做法导致电子商铺所有人与实际经营者不同一，极大地给电商平台管理带来增加难度，并且为电子商铺销售违法伪劣商品提供了灰色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被出卖个人信息的注册人是同意的、且有获得对价，根据相关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规定可知经过同意后对个人信息进行买卖并不算是一种侵权行为，而本案中法院认为行为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即刑法排除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直接对该行为进行处罚。除此，自愿买卖身份证信息的案例还体现在，公民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出售给购买者，购买者利用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申领银行卡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挑战。
有罪论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益并不是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而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具体来说是公共信息安全，上述情况可以以本罪进行规制。但是公共信息安全作为社会秩序法益，本就有对象模糊化的缺陷，为何要把本罪中已经确定了的犯罪对象即公民个人信息模糊化呢？其次，在其他法律已经不认为是违法的情况下，刑法作为“保障法”，可否超脱于其他前置法，直接介入调整呢？再次，公民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具有使用权，在多大范围里具有使用权？刑法253条之一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否需要指明“限制公民个人信息处分权”的相关规定？最后，个人信息的利用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进步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刑法层面应当如何对待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
刑法分则以法益的分类为根据而具有了明显的结构化，而法益也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内涵和可区别的外延，可以说认识法益是正确适用某一罪名的前提。因此，欲探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边界，首先需要明确本罪之法益究竟是何。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旨在以“信息自决权”为中心，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适用逻辑进行反思，以期刑法第253条之一的法益保护限定在罪刑法定框架内，尤其在各种前置法规范以及网络准则不健全的互联网环境下，避免刑法的过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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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保护什么？
（一）本罪法益内容的争论
从刑法条文本身表述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较为明确，即为“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关于本罪的法益的争论首先围绕“个人信息”展开，实质上是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信息权说和隐私权说。信息权说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犯的具体法益类型真正在于“个人信息自决权”，其中包括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括的个人对涉及自身信息的安全决定权、自由决定权、收益决定权、隐私决定权以及尊严决定权。而隐私权说强调本罪法益是公民的隐私权，既包括公民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由于其对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进行绝对的区分，并且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仅保护其中一种，本文将其称为单一个人法益论。显然，对于单一个人法益论而言，其所产生的分歧也仅针对个人法益本身，最终受到侵犯的仍是公民个人。然而，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在概念上本就难以绝对的划分，因此学界有观点认为本罪的法益应当是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并存，即本罪的法益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隐私权。或者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即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隐私权的双重法益，其中，主要法益为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