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倩如：法益视角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边界研究( 二 ) 中薪|高薪|草莽|红线|野蛮生长

就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说和交叉说，争论的症结是人们在什么层面使用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包容说要么认为个人隐私包括个人信息，要么认为个人信息包括个人隐私。有学者主张个人信息包括个人隐私，个人隐私的范围只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部分。认为隐私包含信息的人认为从比较法上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判例，对于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多采取“一元制”保护模式，即不区分隐私与信息，将信息纳入隐私的范畴而采取同一保护，如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
交叉说是指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内涵互有交叉。“自然人的隐私，是自然人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隐私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信息，为无形的隐私；二是个人私事，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为有形的隐私。”由此可见，以对隐私的经典理解为基石，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隐私活动、隐私空间等内容，其中隐私信息、隐私活动属于个人信息，隐私空间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隐私信息、隐私活动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即可以根据该信息本身从而有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如在自家门口安装监控对门活动的摄像头，由此获得的信息具有可识别性；但是对于裙底偷拍等类型的侵犯隐私所得的个人信息则难以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必须承认的是，隐私与信息有时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时则难以区分。因为，隐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属于‘空间隐私权’，如住宅、公共场所（如商场）中的更衣室、浴室等，该部分隐私与信息的区分是泾渭分明的。但还有一部分隐私是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或者表达出来的，其表现形式就是‘信息’，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无纸化’的生活时代，如个人的数码私密照片等。”
因此由上可以看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使用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人们往往会根据需要对同一词汇选择了不同的意义片段。实际上，个人信息分为广义的个人信息和狭义的个人信息，而隐私同样也包括广义和狭义的隐私。广义的个人信息是指一切与特定人相关的信息，不要求具有识别性。狭义的个人信息指能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身份信息），如肖像、指纹、家庭关系等信息。广义的隐私包括隐私信息、隐私活动、隐私空间等内容，狭义的隐私仅指隐私信息、隐私活动，即以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不愿让外界知悉的个人事项（隐私信息），归根到底其仍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从逻辑上来看，广义的个人信息可以包括狭义的个人信息（身份信息）和狭义的隐私（隐私信息）。因此，信息权和隐私权并存说更为合理。
而单一个人法益论的主张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作为社会生活的成员，其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有可能并非仅仅损害其个人的利益，还对社会、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给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制度和秩序带来严峻挑战，譬如本文所讨论的案例中造成的市场监管困难，形成执法死角，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单一个人法益论的主张下，如果经过身份信息主人的同意和授权，并且未给信息主人本人带来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则无法追责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学界将超个人法益引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当中。即认为当代信息社会，公民个人信息不仅直接关系个人信息安全与生活安宁，而且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乃至于信息主权。
实际上，将本罪法益确定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并存是更为合理的。首先从刑法体系上看，本罪位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首要法益应当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生活安宁权等人身权利，正如生命权、健康权一般是公民在社会中平稳、幸福生活的重要权利。实际上，其个人信息遭到窃取、泄露、买卖等不仅会受到破坏生活安宁和稳定等一次伤害，更有可能引起对人身、财产进一步侵害的二次伤害（比如掌握其轨迹的前提下对其实施抢劫、强奸等行为）。其次，从公民社会、国家的角度解释，本条所谓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具有超个人法益的属性。在现代社会，公民的个人信息还关系到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甚至信息主权等问题。信息“贩子”们通过打包出卖购买公民的个人信息，并以此作为工具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包括利用假身份信息进行虚假注册银行卡等，严重违反国家的相关管理制度和侵害公私财产安全。正如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中所强调的：“互联网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泛滥，由此滋生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和非法讨债等犯罪屡打不绝，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