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汉灵帝为何轻易采纳刘焉的建议，在地方设置州牧？只因他为昏君？( 三 ) 刘焉|地方|建议|州牧|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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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兄妹中平三年（187）二月，荥阳贼寇杀死中牟县令反叛，河南尹何苗前往讨伐贼寇并平息暴乱，因功拜为车骑将军。本职岗位为屠夫的何氏兄弟，还算本分，恪守自己职责，但毕竟他们能力有限，不可能向汉灵帝提出像样的建议，何况汉灵帝暗地里提防何氏家族，故此，暴发户何氏家族绝对不会向汉灵帝提出反对意见，自寻麻烦，保住来之不易地位才是头等大事。宦官封谞、徐奉做黄巾军内应之事败露，让汉灵帝大怒，斥责宦官们说：“你们常说党人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都禁锢起来，有人甚至遭到诛杀。现在党人倒是在为国家出力，你们反与张角勾结，该不该处斩？”加之，豫州刺史王允打败黄巾军之后，从战利品中发现宦官首领张让门客与黄巾军往来书信；中平二年（185），河内人,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因交不出钱，在孟津自杀，死谏汉灵帝，陈述当时各种弊政，汉灵帝大受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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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接二连三发生不利于宦官的事件，至此，宦官们都收敛退避，要么召回在外担任州、郡官员的亲属及子弟，要么磕头请罪等等，目中无人的嚣张气势，收敛不少。但之后昏庸的汉灵帝，没有严惩只是谴责而已，甚至还封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为列侯。于是死灰复燃，宦官们如旧专横跋扈、排除异己，忙得不可开交，如诬陷平定黄巾起义第一功臣皇甫嵩而让其在家待业，哪里有闲工夫顾及设不设置州牧，此等“无关紧要”的事情，大多数出身贫贱的宦官，既没读过书又没有见识（从小待在宫中的井底之蛙），即使想提出也未必能提出有益于国家治理的建议。以巨资一亿钱，买了太尉职务的曹嵩，对于此事情不太会关心，应该满脑子想的是怎样赚回来本钱；担任侍中期间与宦官里外勾结，逐步升任光禄大夫、司空、司徒的许相，联合宦官忙着清除异己，对此事也不会有太多兴趣；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司空丁宫被贬职位尚书。董卓废长立幼之时，他是头一个帮助董卓说话，首先表态赞成拥立刘协之人，此种，擅于趋炎附势，随风倒的墙边草，绝得不会关心此事。尚书（卢植）读册毕，群臣莫有言，尚书丁宫曰：“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 >>> 《献帝纪》身为百官之首的三公，当时他们的正业为升官发财，副业才是为朝廷出力，指望他们出谋划策，可谓是太奢侈的过分要求，不关心政事，用心去做自己正业，也是意料之中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