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 三 )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

弟素忧国亡，今则知国命必较身命为重。宜其不久将淘汰也。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愈）也。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它收入可以补助，且身家病口多，过俭则死亡也。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
第二是有关陈寅恪受聘到牛津大学任教之事。陈氏于民国廿八年受牛津之聘，同时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当时牛津除想藉陈氏之力成一汉学重镇外，从各种私札中还可以看出他们想让他监督英译唐书的工作。当时牛津。剑桥方面都在争取陈氏，剑桥方面可能是托驻英大使馆代为推荐人选，故杭立武在民国廿七年九月十七日致傅信说：
关于介绍寅恪先生赴剑桥任教事，近接剑桥来函问下列各点（一）年龄（二）体格如何（三）如聘请任教，能否在英连继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讲演须用英文）。
后来牛津方面拔得头筹，所以此后陈氏一家便一直呆在香港准备前往牛津。他们借钱买了船票，但后来欧战爆发，牛津大学疏散至韦尔斯一带，而且赴欧道阻，故未成行。大战结束后，寅恪赴英治眼疾，负责诊治的是英皇乔治的医生，但因为先前在成都存仁医院的手术失败，而未再开刀。
我个人始终认为陈寅恪受牛津之聘对他个头衔来肯定。一九三O年代英国的东方学传统比不上法国或德国， T.H.Barrett在一本讲英国汉学的小书SingularListlessness：AHistoryofChinesebooksandBritishScholars中已将这个实情和盘托出。牛津、剑桥的图书设备不好，学生不多，对陈寅恪而言，赴英只是为了全家能平静住在一起，他自己能专注研究而已。
牛津给陈寅恪的薪水是由英庚款在文化教育项下支付的，所以寅恪向该会借了三百英镑作为川资，在无法偿还这一笔“巨款”之前，不去英国便得还债，而他当时已一贫如洗，故他在一封给傅氏的信中说“欠人款应践约，去牛津不成问题” ，但又说“唯此时则去英途中弃船，既危险，到彼又无学生，战时税极重” ， “我知剑桥尚有学中文学生，牛津似乎学中文者空无一人，如彼不欢迎，或无人理会，则不必去。 ”在百无聊赖之际，寅恪也曾想放弃赴英而将全家搬入四川，可是搬家需要另一笔川资约国币五千元，在进退不得之际，陈寅恪决定“只有冒险赴英一途”（给邓广铭信）。
陈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这一段时间极为穷苦，虽然中英庚款按月给予补助，但他仍抱怨“无肉食”、“一屋三床” ，自己与妻子都病了，却只能“轮班诊治，否则破产” 。
从这一批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对陈氏的始终支持。陈氏在遇到任何现实生活上的困境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信找傅氏商量，再由傅氏找朱家骅及杭立武等政府官员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