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谁才是真正的“宰相”？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相权”辨析( 二 ) 宰相|尚书|中书|之际|辨析|魏晋

文章插图
“宰相”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最为重要的官职之一，关于它的解读却陷入了混乱纷纭的状态。这显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面对这种认知上的混乱，《通典》也做出了澄清上的努力。魏文帝曹丕把孙资为中书令、刘放作为中书监来掌管机密，两人拥有极大的权力；晋武帝以荀勖作为中书监“毗赞朝政”的施政极有成效。“八王之乱”前夕，太子东宫的刘卞劝说张华效仿司马懿发动政变，废黜贾南风以保太子，也用了“公居阿衡之地”的说法。而刘卞口中所谓的“阿衡”其实就是宰相的意思。《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本来是商代的官职名，伊尹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所以常常被后世用来代指宰相。《机权论》：“伊尹躬受汤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诸桐宫也。”而当时张华就是中书令，所以张华才被刘卞视为宰相，并以此说明张华有发动政变的合法性。

文章插图
依据上面这些例子，《通典》得出的结论是，“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笔者觉得，相比起《文献通考》，《通典》虽然成书在前，反倒是显示出了想要对“宰相”给出科学定义的努力。按照《通典》的说法，魏晋以来，“宰相”以“他官”的形式存在，这里的“他官”显然是相对汉代的丞相和三公而言的。因为汉代的“宰相”都是在这些职位中产生的，而魏晋之后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其他官职参录尚书事等等，只要被皇帝所倚重，能够参与机密，制定政策，统帅百官，谁就是真正的“宰相”，甚至侍中一类的官职，都可以是“宰相”。

文章插图
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也显示出和《通典》相似的看法。《资治通鉴》：“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王华当时是右卫将军且掌管禁军，还兼任侍中，而魏晋以后“侍中”意味着可以入禁。但是因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昙等人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宰相顿有数人”的窘迫，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资治通鉴》在这里给出的结论和《通典》几乎完全一样，只要皇帝和谁讨论大政方针，把重要的政策交给谁去执行，谁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以此推之，当时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都可以算作是“宰相”了。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从王华的叹息中，得出了“宰相无常官”的感性认识的话。《通典》就更像是想要从之前的“故事”里，去抽丝剥茧，为我们总结出关于“宰相”的一般规律。在这里，《通典》显示出了理性探讨的光辉。《通典》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宰相”置于一种动态过程去考察，企图从繁纷芜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去获得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它通过大量的“案例”，看到了“他官”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并以此得出了“宰相”“无有常官”的事实。可惜的是，《通典》得出的结果既不正确也远远没有达到“标尺”的程度。《通典》止步于此的原因，笔者觉得是因为其毕竟其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还难以从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层面了。笔者觉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祝总斌老师，祝老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提出了界定“宰相”的两个条件，并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标尺性”的定义，显示出了极大的科学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把“标尺”，就可以按“尺”索“相”，清晰地辨明历代哪些官职是真正的“宰相”，而不会陷入《通典》那样的“无有常官”的迷惘。据此，魏晋之际尚书和中书，到底谁是真正的“宰相”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三、为什么尚书是“宰相”，而中书权力又极大？按照祝总斌老师的定义，魏晋之际的“宰相”最终定格在尚书身上。之所以要使用“最终”一词，是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汉书·仲长统传》：“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这段《后汉书》里的记载，曾经被作为中学的历史考题，问这种情况说了什么，正确答案为“台阁已经完全掌握了国家决策权力”。笔者觉得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当值得商榷的。如若按“宰相”应该具有参与机密的议政权力来看，东汉的尚书无疑是符合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东汉尚书并没有监察百官的执行权，这部分权力依然被三公所保留。另外，即便是所谓的议政权，也并不是一句空话。三公有三公府，是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的。这样才能保证议政之时言之有物，确有政见。而我们都知道，尚书台要直到曹魏后期，才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就东汉的情况而言，尚书不仅缺乏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就连议政权，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到了魏明帝后期，史料中开始极难看到军国文书送报三公的记载。反而提及这些重要文书的史料，大都和尚书台有关。《三国志·傅嘏传》：“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魏略》：“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以上两则史料也向我们展示出，除了审阅奏文的权力被尚书侵夺之外，原来属于三公的选举权在曹魏后期，也已经完全落入了尚书手中。东汉到曹魏的两百多年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各项权力。特别是曹魏后期走向魏晋禅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尚书台最终取代了三公府，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决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