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谁才是真正的“宰相”？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相权”辨析( 三 ) 宰相|尚书|中书|之际|辨析|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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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刘颂传》：“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晋书》的这段叙述，则似乎是完全按照定义“宰相”标尺一样，向我们展示出入晋以后，尚书台则不仅完全握有议政权，还可以监察百官执行成效，成为了公认的“宰相”。但是，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那就是，尚书虽然完全符合“宰相”的定义，但是为什么中书依然拥有很大，甚至超过尚书的权力，却不能被视为“宰相”呢？《通典·职官三》：“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通典》里关于中书情况，除了介绍其职责执掌之外，还用了“凤凰池”这样的溢美之词，既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权势不俗，又点破了中书之所以具有这样地位的原因。那就是“地在枢近，多承宠任”，完全是因为亲近皇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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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三国志·刘放传》：“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魏明帝曹睿临终前，本来打算以燕王曹宇等人辅政。但是孙资和刘放因为和曹宇等人有过节，利用自己中书职位和曹睿亲近的有利条件，进谗言“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最终让曹睿放弃了让曹宇参与辅政的决定，并且“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建议启用司马懿，并最终让司马懿获得了合法的辅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中书确实具有左右朝政大局的权力，甚至“号为专任”。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宰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书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附至尊”而得到的，而非制度选择的结果，既不合法，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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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权衰落，中书的权势比起魏文帝和魏明帝之世，就被认为是“非显选”了。这个阶段出任中书令的大都非司马氏亲信，反观进入尚书台的卢毓、裴秀等人，俱为司马氏心腹。尚书和中书，孰重孰轻，就不言而喻了。另外，即便是中书权势煊赫的时候，也只是体现在影响皇帝的决策方面，还根本谈不上监察百官执行决策这个层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中书都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宰相”。结论“宰相”也许是我们普通人接触最多的古代官职之一，历史上诸多“宰相”的传奇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然而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宰相却有着特定的含义，制度的发展有时候往往润物无声，某些变革的细节不易被人察觉。我们通过对汉魏制度变迁的考察，重新获得了“宰相”定义的标尺，并按“尺”索“相”。对魏晋之际看似相似，实则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官职尚书和中书进行对比，明白了中书权势煊赫背后的原因，同时也确认了尚书才是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