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阅读的力量(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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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谢赫和他的学生们,1952年左右
莫里斯·谢赫外表朴素,他将学识和幽默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些让他的观众感到钦佩。他已经在电影评论刊物发表过作品,也与电影精英圈子频繁往来,但这些光环并没有阻碍他与学生打成一片,他始终与最年轻的电影爱好者保持亲密接触。克劳德·迪吉弗雷还记得一场格调很高的讨论,由“教师气质十足”的谢赫引导展开,他把话语权交给年轻观众,但在气氛松散时又会重新掌控局面,给出“颇为专业”的分析或是明确的意见(“通过分析得出《后面的正午》是‘伪理智主义’的结论”)。菲利普·于格年轻时参与过这些放映会,他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谢赫称不上绝顶聪明,但他每次都为放映会做好大量准备工作。他讲话常常含混不清,吐字迅速。他看起来比较拘谨,放映会结束后显得低调又腼腆。但我们还是从每次的电影讨论环节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正是放映会的吸引力所在。”
谢赫为这间俱乐部的主持工作付出了很多精力,1950年3月他成为俱乐部主席。他需要准备放映会,联系嘉宾,还要根据弗勒舍尔的影片推荐安排出能够吸引观众的放映表。弗勒舍尔一点都没让他闲着,1949年秋天的这张便笺就是例证:“亲爱的莫莫,看到这张纸条后,请立即写信给莫里亚克,让他明晚过来。因为梅尔维尔亲自发话,希望在讨论环节能看到他。这事就拜托你了。气压邮件的信封已经准备好,上面写着莫里亚克收,你用里面的信纸即可。写好之后别忘了立刻去邮局寄走。事情紧急。吻你,弗勒舍尔。”然而谢赫倾注的心血并未得到相应回报,报酬微薄不说,还经常要与警局和法院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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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布洛尔与侯麦合写的书《希区柯克》
1950年1月27日,谢赫和弗勒舍尔接到法院传唤:他们未经授权便计划放映罗伯特·A·斯坦穆勒(Rober A. Stemmle)的《柏林叙事曲》,因此受到某德国公司驻法代表的起诉。原告律师称:“被告为电影放映已经和将要投放的广告宣传对原告造成重大损害。”他们被责令交还电影胶片,停止任何相关宣传,并处罚金一万法郎。这笔钱由弗雷德里克·弗勒舍尔的父亲出资缴清,幸好他开在圣米歇尔大道的汽修厂生意还不错……1950年6月,他们因为在维克多·库赞街的竞选宣传牌上张贴广告,又被处一笔罚金。谢赫被人举报,因此收到派出所传唤。但他接下来还是不走运,俱乐部的某句声明被指言论不当,他这次被传唤到警察局,并再次罚款。
但是拉丁区电影俱乐部意义重大,它为爱好者们提供了见面和交流的机会,那些罚金交得也值。谢赫吸引了大批热爱电影的年轻学生前来。他成为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讨论,倾听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品味爱好。俱乐部迅速成为新浪潮的熔炉,年轻电影爱好者的圈子在这里诞生并成长起来。其中就包括雅克·里维特这个来自鲁昂的腼腆小伙子,他很快就成为这群电影爱好者当中最优秀、最有学问和远见的一个。他1948年和朋友弗朗西斯·布歇一同离开故乡,来到巴黎后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帕尔纳斯电影工作室和拉丁区俱乐部的放映活动。让·格吕奥这样回忆他:“身材瘦弱,神情忧郁,面色蜡白,瘦削的脸庞上有一对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他悲伤的脸上时常露出僵硬的笑容,看得出这个人不断在努力融入周围的世界,但始终感觉自己不受欢迎。”里维特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语气不容置疑,他的观点似乎是不会改变的。他把两手这么一拍,仿佛是说“事实便是如此”。还有出身名门(莫诺家族)的让-吕克·戈达尔,背井离乡从瑞士勒芒湖畔来到巴黎求学(人种学和电影学),但更主要是出没于昏暗的影厅。克劳德·夏布洛尔也是来自家底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他放弃了法学的发展前景,转而混迹于电影圈子。这帮人当中年纪最小的是弗朗索瓦·特吕弗,年仅17岁时就成为安德烈·巴赞的私人秘书,这给他带来一定的光环,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出身平凡、自学成才的事实。但除他们之外还有不少年轻人:苏珊娜·希夫曼、让·多玛尔奇、皮埃尔·巴伊、安德烈·拉巴尔特、艾蒂安·肖默东、乔治·卡普兰、弗朗西斯·布歇、让·格吕奥、让·杜歇、克劳德·迪吉弗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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