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怎样读《尚书》？( 二 ) 《尚书》为中国古代“五经”

讲“敬畏”就要讲“不敢” ， “不敢”是一种戒律，有许多事情不应做，不能做，这些“不应做”“不能做”的事情，便用“不敢”二字来表达其“敬畏”之心。
（一）不敢违抗“天帝”命令。这种情况多指王者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统治集团表达其意志的一种巧妙方式，而王者（或准王者）正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借“天威”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如《汤誓》载商汤之语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意思说：我实畏惧上帝，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但另一方面，作为“王者”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也要受着“天”的约束。
（二）不敢背弃先王事业。《周书》中所言之“先王” ，通常是指文王和武王，当然这主要是对周族子孙而言的。《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 ”这样一种“不敢” ，对后世统治阶层而言，便意味要恪守祖训，遵循先王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来治理国家，防止自乱纪纲法度，以避免新兴政权脱离正常运行的轨道。
（三）不敢侮鰥寡。所谓“鳏寡” ，概指孤独穷苦之民，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 。王者应心存仁爱之心，对孤独穷苦之民加意体恤，使他们不至流离失所。王者有此仁心，自然会获得国人欢心。而得人心所以得天下。所以《尚书》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道理，如《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 ”（意思说：能明其德以化民，谨其罚以防民，不敢侮慢鳏寡无告之民。）
（四）不敢自求安逸，不敢沉湎于酒色。人之失德多因诱惑而起，而“诱惑”总与逸乐有关。如耽于安逸，沉湎酒色，乐于游遨田猎等。若帝王染此恶习，多有身败名裂、亡国亡家之痛。所以《尚书·酒诰》说：“成王畏相， ……不敢自暇自逸， ……罔敢湎于酒。 ”（其意说：成王敬畏辅相之人， ……不敢少自宽暇，少有安逸。 ……不敢沉湎于酒。）
《尚书》重视“修德”的思想
“德”在《尚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概念， “德”与“力”是相对的， “德”指道德， “力”指实力。殷商后期，周邦逐渐强大起来，《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北宫文子之语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这是说，当时周邦既有道德，又有实力。但就《尚书》而言，它主要强调的是“修德” 。 “德”与“刑”（或“罚”）也是相对的。在二者之间，《尚书》重“德”胜过于重“刑”（或“罚”），如《吕刑》说：“有德惟刑。 ”（意思是：必使有德之人为明刑之官。）又如《康诰》说：“明德慎罚。 ”（意思是：明其德以化民，谨其罚以防民。）由此，我们可以将《尚书》的政治理念称为“德治”主义，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教科书。
《尚书》为什么会倡导“德治”呢？这可能与上古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有关，即凡一国的统治者，有德，则为国人所爱戴，从而国运长久；无德，则为国人所厌弃，从而国祚不永。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例外的历史规律。而王权既然被说成是“天”或“上帝”所命，那么，在逻辑上， “天”或“上帝”就一定眷顾有德之人，而厌弃无德之人。所以《召诰》篇反复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意思是：若不敬其德，就会提前陨坠天之所命。）而周族后世子孙要想延续周朝政权，也只有自身“修德”一条路，即如《召诰》所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意思是：惟王敏于敬修其德，惟德是用，方可以祈求天之永命。）
早期儒家的最高的“德治”理想是尧舜时期，尧的伟大在于能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协和万邦” 。《尚书》首篇《尧典》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儒家关于这一历史传说的记述，反映了中国原始共产制时代的史影。原始共产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先秦诸子百家所直接面对的已不再是“以德兼人”的时代，而是“以力兼人”的时代，正如韩非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五蠹》）由此而有政治思想上的“德、力之争” 。任德不任力，是原始儒家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准则。但单纯注重道德，忽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导致奉行儒学的诸侯国先后灭亡。而法家任力不任德，也导致声赫一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