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庆历新政诸君子：从激进到保守，为何终于活成年轻时讨厌的样子？( 二 ) 韩琦|范仲淹|庆历|富弼|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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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欧阳修）同时，范仲淹集团开始对新政中的表现进行反思。欧阳修当年的政论最激进，但他感受到自己的朋党言论对新政的危害之后，意识到了党争的残酷性，表示希望大臣们能够一心为公，不要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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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富弼）至和年间，富弼和文彦博都主张大规模修河，彻底解除黄河水患。但欧阳修一再上书反对，主张不必劳民伤财，只需巩固堤坝就行。此时的欧阳修与年轻时大胆进言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谨小慎微。嘉佑年间，在富弼等人的倡言下，打算恢复一些新政时期的措施，如方田均税法等，欧阳修也都反对，他说如果大规模地更张制度，必须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要重视改革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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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文彦博）可以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大部分新政成员，逐渐由时代的批评者和变革者变为成熟稳重的政治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的想法，而是更加注重政府日常运作的细节，作风渐渐与反对派趋同。如此积极有为的改革家们，为什么从激进转为稳重，或者说麻木呢？一个原因就是，人的观点会随着他的立场而变。韩琦、富弼等人重回宰执高位后，不再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而是成为大官僚的代言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宋朝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之下保守风气盛行，守旧无为才是最好的选择。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后，这些改革家们也“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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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宋代朝堂）三、新政众人关系逐渐疏远等新政成员们回到朝中位居高官后，原本亲密的关系逐渐变得生疏，尤其是富弼和韩琦，原本是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如今变得如仇人一般势如水火。二人交恶始于仁宗立太子之事。仁宗的3个儿子相继病逝，但一直没有放弃再生儿子的幻想，于是迟迟不立收养的赵宗实为太子。富弼、文彦博让仁宗秘密立旨，遇到紧急情况再公布，于是仁宗命王尧臣拟好诏书。这件事只有富弼、文彦博、王尧臣知道，但富弼却把这事告诉了韩琦。仁宗晚年，富弼、文彦博都不在中央政府，但韩琦没有等待紧急时刻，就请求仁宗立宗实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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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对曹太后垂帘听政的态度也不一致。当时韩琦为首相，富弼为枢相，韩琦是皇党，而富弼则倾向于太后。按照惯例，朝中大事应当由两府宰相一同商议，但韩琦却直接进谏曹太后让其还政撤帘，令人意外的是，曹太后当时就答应了。从这以后，富弼就对韩琦心存怨恨，跟他绝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