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持庆历新政，后人称道的包青天包拯支持吗？宋仁宗时期

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深知宋朝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的危害。为解决这些问题，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富弼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主持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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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实施使得当时朝廷中很多大臣都忙着站队：要么支持改革，成为改革派，要么反对改革，成为保守派。当然还有一些大臣正在装死，他们既不支持改革，也不反对改革，改革和这些人无关。那么，名垂千古的一代名臣包拯包青天对庆历新政是什么态度呢？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包青天和范仲淹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宋朝变得更好。所以范仲淹才会挺身而出，力促改革，实现自己的理由，包拯才会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留下包青天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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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之所以能一起主持改革，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同样抱负的人。因为有同样的抱负，他们才会相识相知，结为至交好友。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讲究缘分的，包拯却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没有缘分。包拯自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后，因为要尽孝道，使得他在10年的时间里只在家乡为官，也使得他错失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结识并深交的机会。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的仕途才进入正轨，先后任天长知县、端州知府，后于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被保守派人物王拱辰举荐，进京任监察御史里行。至此，包拯才第一次进京为官，也正好赶上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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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拯在庆历三年（1043年）之前的经历来看，他既非范仲淹等人的旧识，又不是范仲淹等人推荐或提拔的，他又怎么会是改革派的人呢？我想，如果包拯早些年能与范仲淹等人结识，我相信他可能也会是改革派的中坚人物。
那么，包拯是经王拱辰举荐，他算是保守派吗？恐怕也不算。王拱辰举荐包拯的原因是觉得包拯是个人才，仅此而已，与政治斗争无关。包拯进京是任职监察御史里行，所谓的里行，其实并非朝廷正职，只是监察御史的助手而已，协助监察御史干些杂活。简单地讲，当时的包拯就是个官场菜鸟，没人会看得上包拯。庆历新政是一帮神仙打架，跟包拯也没有关系。王拱辰如果真是想为保守派增加实力，肯定会举荐包拯任更高的职位，包拯虽经王拱辰举荐，但与王拱辰结交并不深。不过，宋仁宗广开言路，即便是小小的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也有权力向宋仁宗上奏书，以达上听。后来，包拯升为监察御史，说话就有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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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十一月）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
包拯先给庆历新政先唱了反调，即上书《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对范仲淹等人希望往地方派按察使的做法提出意见。范仲淹等改革派为力促地方改革进行，曾建议宋仁宗，加大向全国各地派遣官员的力度，即朝廷派辅臣到全国各地任按察使、转运使等职位，按照旨意实施改革方案。这些辅臣或官员统称监司。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朝廷能通过这些辅臣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地方事务，这也是宋朝时的一贯做法。但缺点是，这些朝廷的辅臣可能并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不能因地制宜，会对地方事务横加干涉，可能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包拯担心的是这些辅臣的品性，认为这些辅臣必须由有才能的、廉明的官员担任，才能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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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担忧不无道理。实际情况是，范仲淹等人为了深化改革，减轻改革的压力，必须提拔和重用那些支持改革的官员，这就导致范仲淹不能公平公正地选拔官员。虽然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也有关于澄清吏治方面的措施，但旷日持久，无法为眼下的改革提供足够可用的人才。范仲淹本人也非常谨慎地选择派往地方的按察使，甚至曾因为过于严格导致富弼的担忧。但问题是，当所有人选都由范仲淹一个人或改革派做主指派的话，这种方式毫无公平可言，会被别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