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人|所托非人伤人伤己，但主要还是怪自己司马懿|何晏|曹芳|所托非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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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托孤之臣，一个辅佐刘禅鞠躬尽瘁，一个辅佐曹氏取而代之，最终魏灭蜀吴统一为晋，归根结底还是刘，曹气数已尽，天下归司马只是时间问题。魏明帝天子秀美，长发垂地。当初诸公受文帝遗诏辅政，皇帝都把他们派出去独当一方，而朝中政事全部自己决定。明帝心胸宽广，能优礼大臣，对当面冒犯，直言极谏的，也不会折辱或诛杀，这是他身为君王，伟大的气量。但是，不能培养长远的恩德，不能垂范仁厚的风范，不能巩固宗族的根基，最终大权旁落，社稷不保。春正月司马懿到京入见明帝，皇帝拉着他的手说：“我把后事托付给您，您与曹爽辅佐少主。死也是可以忍住的啊！我强忍着不死，就是等您来！现在等到了，我死无所恨！”于是召齐王曹芳、秦王曹询来见司马懿，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看清楚，不要看错！”又叫曹芳上前，抱着司马懿脖颈。司马懿叩头流涕。当天，立曹芳为皇太子。皇帝随即崩殂。太子曹芳即位，年八岁。尊皇后为皇太后，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曹叡所正在进行的各宫殿工程，全部以遗诏名义取消。曹爽、司马懿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在皇宫内宿卫。曹爽因为司马懿年龄、官位都一向比他高，常常以父亲之礼事奉司马懿，每件事都问司马懿意见，不敢专断。当初，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以及邓飚、李胜、何晏、丁谧等人，皆有才名，但是急于富贵，趋炎附势，明帝厌恶他们浮华不实，都压着不用他们。而曹爽一向和他们亲善，等到他辅政，将这些人全部提拔，引为腹心。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丁谧，是丁斐的儿子。何晏等共同推戴曹爽，认为大权不可委之于他人。丁谧为曹爽设计，让曹爽奏报皇帝，下诏任命司马懿为太傅，任命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全部为列侯、侍从，出入宫禁，贵宠一时。曹爽事奉司马懿，礼貌虽然还在，而一切政事决策，都自己决定，很少再向他汇报了。曹爽又将吏部尚书卢毓调任仆射，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邓飚、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何晏等人仗着自己的权势处理事情，攀附他们的就升官，违逆他们的就罢退，内外大臣官吏，都望风使舵，不敢忤逆他们的意旨。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表面沉静，而内心躁动，贪巧好利，不务根本，我担心他会迷惑你们兄弟，让仁人远离，朝政废弛！”何晏于是和傅嘏有了矛盾，找一件小事，免了傅嘏官职。又将卢毓从内朝的尚书排挤出去外朝做廷尉。毕轨接着再诬告卢毓，免去廷尉职务。舆论对此反应强烈，又任命卢毓为光禄勋。大将军长史孙礼正直不屈，曹爽嫌他碍事，排挤出京，外放为扬州刺史。曹爽的小人之心与私利之欲，让贤臣远离，小人得近，为以后的司马懿取而代之埋下了祸根，但是究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魏明帝身上。曹叡“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这是根本。君王再有才能，也不能靠你一个人治天下。再加上，君王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治国，而是传承。应该以传承为出发点，以传承为最终目的来思考一切事情。越是靠自己一个人干，就越是传不下去。曹叡错在哪里呢？一是没有“建德垂风”，建德，是让大臣、官吏以及百姓，都沐浴你的恩德，愿意拱卫你的家族。垂风，是率先垂范，建立美善的教化和社会风气。曹叡则相反，不信任大臣，而是依靠刘放、孙资之类近臣。而到了临死的时候，又不得不把大权交给大臣。对天下百姓只是搜刮压迫，满足他的穷奢极欲，连吏民的老婆都要抢！所以，他既无恩德于天下，又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坏榜样。他家倒台，就没人替他伤心了。身处最高位，天大的难题就是我到底可以信任谁？可以依靠谁？到底谁是真正忠诚于我？我们孜孜以求答案，却往往找错了问题！找到正确问题，则问题就是答案。谁真正忠于我？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我真正忠于谁？我有没有真正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宗族？忠诚于大臣官吏？忠诚于人民？我有没有尽心尽力为他们谋福利，带领他们成长、成就，为国家开太平？能回答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就是孔子的忠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到了临死的时候，忍住不死，等待一位“忠臣”，靠一点廉价的眼泪，指望他为自己尽忠，那也就是等来一匹豺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