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越挨揍越有钱?清末,清政府为何突然“有钱了”( 三 )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惹得民间反抗四起。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清王朝发生的“抗捐抗税”的“民变”,竟多达483次。山东的农民甚至高呼“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株死”。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成立了“死绝大会”。所谓“死绝”,即“以死抗捐”。“有钱”的大清背后,是多少百姓倾家荡产的血泪。
三、越有钱,死得越快
不过别管“钱怎么来的”,大清朝总算是“收入增加”了。倘若这些“增收”的钱财,全都用在富国强兵上,大清朝就算苦几年,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晚清最后十年,清王朝“实业”“练兵”等大事也红红火火,似乎看来,这钱花得值。
但近代风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就戳穿了其中的画皮:当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去英国商谈购买新式军舰,如此国防大事,载洵却是不问兵舰,先向英方询问给多少回扣。结果是“声名狼藉,贻笑中外”。
如此闹剧,放在清末的政坛上,还都算是正常表现。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清末时权倾朝野,却把政务做成了“生意”。各级衙门要职,都成了明码标价,每次只要有要职“空缺”,他立刻出手“炒作”。比如1911年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就被他“炒”到了三十万两白银,然后“卖”给了盛宣怀。他与他的党羽,更被戏称为“庆记公司”。1908年他七十大寿,一场寿宴就收了五十万两白银的“礼金”。英国《泰晤士报》更估算,仅奕劻本人在银行的存款,就超过七百万英镑,“公司”生意很“红火”。
“上梁”如此,“下梁”当然各种歪,民间的苛捐杂税,自然也被各级官吏层层加码。比如清末的长葛县知县,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税”样样加码,每样都加收一倍多,多出的钱全搂进自家腰包。各地的地方官,也多是“外托举办新政之 名 ,其实尽饱私曩”。有这么一群大小蛀虫上下其手,清王朝“越有钱”,越给这些蛀虫“送肉”,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这么一群人折腾,大清的钱再多,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恰如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叹息:“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能有三四成的钱用于国家建设,就算不错了。
于是,“越来越有钱”的清王朝,也就这么迅速腐败下去,到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同样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记载,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吓破了胆,纷纷把钱存进汇丰银行。却不料银行里的中方雇员使坏,欺负这帮人不懂英文,尽开了些假收据,随手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只这一招,就不知让多少“蛀虫”倾家荡产。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也在这类闹剧后不久,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留给后世的,并非是“有钱”的风光,却是“越有钱越死的快”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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