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余戈：滇西抗战三部曲( 二 ) 滇西|滇缅公路|余戈|龙陵|腾冲

文章插图
1944年11月8日，一位中国士兵站在龙陵附近伏龙寺的废墟上，该地曾为日军重要据点。在200多万字的篇幅中，作者以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真实还原了七十年前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战场上的几乎所有战斗，旨在描绘艰辛、繁难、曲折、残酷的战争图景，使后来者了解“八年抗战”短短的四个字中所包蕴的一切，理解“艰苦卓绝”的血肉意义。空军少将乔良先生说：“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他又说：“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微观战史”——高标准的史实重建三部曲的写作方法，余戈称之为“微观战史”，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图景。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研判，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在这一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显出细腻丰富的肌理，挤压掉“演义”和“戏说”的空间，让很多高蹈虚浮的历史成见难以立足。为实现心目中“微观战史”的构想，余戈一方面将视线从统帅人物的办公桌转向战役、战斗的前沿战壕，多次赴滇西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由亲历、亲见、亲闻者提供的事件、人物细节；另一方面，收集整理了中日美三方大量关于此次战役的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三亲者”回忆等史料。在此基础上，他通过甄别、比较、考订等细致的技术工作，对敌我双方战史进行“互参”，修正各自记录中的错谬，使史料严密“接榫”，为读者一点点廓清迷雾。从史料爬梳到田野调查，“都是为了达成高标准的史实重建”。

文章插图
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作战图在“滇西抗战三部曲”推出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典型的战役史专著，只是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上甘岭战役等一些著名战役中，有个别严肃的战史文本，业界著述多为宏观军史、战史，战役、战斗的叙事领域则被“纪实文学”垄断。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战史的微观研究极难开展，其中既有权威档案极难利用的瓶颈问题，也有军史研究职能部门“宜粗不宜细”的观念束缚，及地方历史研究人员缺乏军事学背景等困难，致使这一领域的微观研究著述长期付诸阙如。但如杨奎松先生指出的：“从余戈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以来，中国大陆一批中青年业余战史爱好者……陆续开始推出一批颇有分量的战史著述”。因此说余戈的研究带动了一个方向，“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出版推动了一种历史著作“品类”的兴起，或许并不为过。从战争看“人的现代化”余戈说：“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对于战争的研究决不能止步于政治、战略层面，必须进行战役、战术乃至技术层面的考察。”这样的考察使他能够见微知著：当他将目光聚焦于滇西战场的实操环节中，发现美国与日本虽然处于敌对阵营，但文化思维与做事风格却更为契合；他们对中国这个合作伙伴／敌人的看法，也惊人地一致。而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我们当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所在。余戈表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明朝的历史，但其落脚点却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在研究滇西战事的过程中，最吸引他的也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最初是为这个战场上由美式装备所武装的中国军队外貌上的现代化所感奋，随后就在战事推演中被敌我双方在残酷拼杀中的悬殊“比分”所震惊，从而陷入对“人的现代化”的深深困惑和思考之中。朱增泉中将认为，余戈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争史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他认为，就内地半个多世纪来研究抗日战争史而言，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第二点正视，实际上是对侵华日军战斗力的深入研究。以往对日军的战斗力，我们常常以“武士道”精神一言以蔽。在“滇西抗战三部曲”中，作者从具体战役入手，将具体战役战斗的组织实施和军队结合平时训练相结合，深入比较了中日军队的武器、战法、战斗精神，从而得出结论：日军的战斗力之源远非“武士道”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广、具体的技术、制度和历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