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否有重大的政策转向？学界关于汉武帝《轮台诏》的两种观点汉武帝|学界|观点|武帝|政策

在学界，以轮台诏为载体的汉武帝晚年政策取向问题有两种主流声音，一种是以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为代表的政策转向说，另一种是辛德勇教授主张的策略性调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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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古城）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将征和四年颁布的轮台诏看作一次成功的“罪己以收民心”的尝试，认为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的‘昭宣中兴’，使西汉的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田氏同时指出了武帝朝的一项重大矛盾，即追随武帝的政用法之臣属与追随太子的“宽厚长者”的冲突，而矛盾最终在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时爆发。对此，田先生认为：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的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与的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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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1924~2014）辛德勇教授《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对田余庆先生的经典之论做出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辛先生从史源角度论证了轮台诏只是针对西域军事问题所做的局部性调整，而非朝廷大政方针的改变。他认为《资治通鉴》中采录的“汉武故事”的荒诞记载不足采信，并进一步指出司马光在《通鉴》中为己意率意取舍史料的问题，把《通鉴》中的武帝形象看作司马温公为其政治需要构建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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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轮台诏是在征和四年颁布的，两年后汉武帝便去世，一个帝国的政策转向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何况武帝晚年的身体、精神状态本就不佳。因此，考察武帝晚年的政策，需要考察公认的武帝政策继承人——霍光——主政时期的内外施政，尤其是昭帝时期。对于霍光，田、辛二人看法有别。田先生把霍光看作把武帝时期政策转向“守文”方向的执行者、护航者，而桑弘羊才是兴利政策的深酷法吏的代表。辛教授则认为包括霍光在内的武帝托孤重臣都维持了汉武帝一以贯之的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霍光可谓卫氏家族在巫蛊之祸后的幸存的“独苗”，就出身而言，他理当倾向卫太子的“守文”政策。昭帝朝对匈奴政策可见《汉书·匈奴传》。李广利投匈奴后，汉军“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武帝驾崩后，匈奴也对武帝一朝的战事“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欲有和亲计”，放归苏武、马宏。约在始元六年，匈奴寇五原，“少利”，并与乌桓爆发冲突，“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匈奴及时撤兵后，霍光也未收兵，而是“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二十万卒讨伐匈奴，但未有所得，之后再无大规模行动。霍光主政时期，汉朝对匈奴有战争行动，但多是自卫反击性质，或是利用匈奴与乌桓、乌孙等其他民族的矛盾，趁隙以攻匈奴，绝非武帝时期那样侵略性、主动性十足。有人因汉武帝托孤桑弘羊以及霍光排斥儒生、任用酷吏而认为霍光主政期并未出现向“守文”的政策转向。这则有必要理清楚“守文”这个概念。辛德勇认为守文“对外为慎兴征伐，对内则为宽治民生，节用财力”，而这其实正符合霍光所为。《汉书·霍光传》赞他为政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纪》也称“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