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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留下的两位辅政大臣：桑弘羊与霍光）也有学者强调了守文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并以霍光拒斥儒学、不学无术而认为霍光并非“守文”政策的推行者。但在笔者看来，作为汉武帝政策转向目标的“守文”，也许并非意味着政治的全盘儒家化。汉武帝时期是儒学崛起的时代，但武帝同时也承袭了文景时代的酷吏政治，法家臣僚、法家思想在武帝时代从未匿迹。儒学更像是汉武帝改无为为有为的变速器，其儒法双轨并行的统治方略几乎贯彻了整个在位期。因此，很难想象，汉武帝所做的政策调整会完全弃法崇儒。笔者大胆猜测，武帝的守文理想，就民生政策上倾向于文景之治的“不折腾”类型，但在统治策略上，则更像汉宣帝所言的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另外，即便是文景时代，也有酷吏存在，故而不能因为武帝临终前拔擢桑弘羊这样的法家代表而否认轮台诏后政策明显的与民休息的色彩。更何况桑弘羊相比酷吏更似计相，对他的延用，田先生“以刑辅德”的概括相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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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田先生论文的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对于辛文的商榷，学界已有许多。笔者看来，辛教授的雄文论辩逻辑严密且掷地有声，但细节处不乏值得推敲的地方，且有重侧面猜度而无视正面铁证之嫌。例如他以“戾”的字意、刘据身边人的品质等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但戾太子本传中也写明“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又有田千秋、壶关三老的鸣冤与武帝建造的思子宫，这些证据难道不是直接言明戾太子的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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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辛教授论文为本而出版的专著《制造汉武帝》风靡一时）另外，辛氏以《汉武故事》之不可信而否定《通鉴》相关记载可信度的作法也值得商榷，这种辛普森案式的逻辑，或许不能套用到史著撰写上。例如《史记·刺客列传》有明显的参考《燕丹子》的色彩，可若以此否定《刺客列传》的价值，那历代正史中还能有几部可靠呢？综上，笔者偏向田余庆先生的意见，但必须指出的是，政策转向并非靠着一纸轮台诏一蹴而就，而是靠着霍光等人逐步的、根据现实的调整，才在昭宣两朝完成的。【参考】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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