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后，在鲍比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他们开始约会并订婚 。鲍比记得，被求婚后，玛丽莲哭了半个星期 。她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结婚 。但比起婚姻，她更害怕失去鲍比，于是两人在1978年结婚 。玛丽莲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四个十几岁孩子的继母 。孩子们说：“玛丽莲参加学校的活动，帮爸爸做饭，为我们安排活动 。”鲍比仍然对玛里琳对他的孩子们（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们）展现出的慷慨表示敬畏：“她真的是其中三个孩子唯一的母亲 。”
“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
特蕾莎说她马上就和继母建立了联系 。特蕾莎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她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参加过玛丽莲的一次办公室聚会，当时特蕾莎对聚会上的人群的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参与者都在吸食大麻的事实感到惊讶 。“她当时是个异类，”特蕾莎说 。“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玛丽莲对婚姻的态度令鲍比的孩子们感到惊讶：玛丽莲和鲍比经常陷入激烈的政治辩论 。“我们以为他们在吵架，但每次谈话结束时，他们都会放下争执，一起做点什么，比如做饭或者在沙发上接吻，”蒂姆说 。
玛丽莲和鲍比搬到了佛罗里达，玛丽莲在一家法律援助诊所工作，后来成为一名行政法法官 。在2004年，鲍比和玛丽莲前往华盛顿参加民权法案40周年的庆祝活动 。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和玛丽莲结婚了，鲍比高兴地回忆道 。鲍比和玛丽莲都收到了表彰他们坚持正义的牌匾，称他们为“民权斗士” 。蒂姆说，在玛丽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鲍比就一直照顾她，直到他也老去、无法再照顾她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每天去看她三次 。
弗罗拉 施纳尔（Flora Sch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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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拉 施纳尔
当被问及她的年龄时，弗罗拉告诉我们：“你可以说我已经80多岁了 。”
在确定自己不具备学习钢琴的天赋后，弗罗拉 施纳尔（Flora Schnall）所期望的职业生涯是当一名政治采访人员 。但那是1956年，她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女性在主要的刊物中既担任采访人员又拥有可观的收入；因此，她转向了法律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她既申请了哈佛大学，又审请了在印度的一年奖学金，她同时收到了申请通过的通知 。“也许我选错了，但我去了哈佛法学院而不是印度，”她说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最终去了印度 。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
【澎湃新闻|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 59届哈佛女性法学生的故事②】弗罗拉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在那里上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她和鲁丝·巴德在同一所学校 。（她们之间并无交集 。）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但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弗罗拉回忆说，在她进入哈佛法学院之后，她和那里的另外两个女性——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和贝蒂·吉恩·奥斯特里奇（Betty Jean Oestreich）建立了友情 。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还举办晚宴，与班上的不少男生中成为了朋友 。在哈佛，她大多时候感到受欢迎，但仍感到女性受到不同对待 。她还记得在“女士节”，被一位教授的在课上被单独挑出来时的不适感 。当时班上只有两位女生（包括弗罗拉），而她们必须回答所有问题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弗罗拉说 。（教授）似乎认为这还不够，女生们还被迫为全班唱歌 。弗罗拉 记得为准备《温塞斯拉斯好国王》（Good King Wenceslas），她为此练习了好几个星期 。在此处阅读金斯伯格法官对女士节的回议 。
弗罗拉参加了格里斯沃尔德举办的那场著名的晚宴，当时格里斯沃尔德要女生们解释，为什么她们要抢男人的位置来上哈佛法学院 。弗罗拉回忆说：（鲁丝）和我是50或者75个（我记不清了）男人中仅有的两个女性 。” 弗罗拉说，作为回应，她开了个玩笑：“院长，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个丈夫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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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 59届哈佛女性法学生的故事②(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