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山五园，北京的“金名片”( 二 ) 老年|故宫|小

“捺钵”催生三山五园雏形
辽金时期，今天的香山、玉泉山一带已出现了最早的皇家寺庙，并成为皇家的游猎、驻跸之所。显而易见，这和在北京建立都城的北方少数民族有直接关系。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传统上即有四时出巡的“捺钵”制度。“捺钵”为契丹语，相当于汉语的“行在”。《辽史·营卫志》载:“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这些北方民族的统治者一是不适应北京炎热的夏季，二是要安抚留在草原上的各部贵族首领，于是便产生了候鸟式的两都巡幸制，即寒南而夏北，冬日在今北京的都城理政，夏天则回到草原上的都城办公。典型的如元朝，史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今北京)，开平府为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
历史上，辽金元三朝统治者从京城到边外草原所经过的辇路，主要是从今海淀镇过青龙桥往西北出居庸关，穿过延庆而抵达。因此在辇路两旁建造了大量的行宫和苑囿，如金代的明昌苑、古台，元代的香水园、凉殿等。而离今北京城最近的辇路旁行宫别墅就集中在玉泉山与香山一带。如辽圣宗时于玉泉山营建行宫;金世宗时于香山建立行宫与永安寺;元朝一统，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后有元文宗于玉泉山与瓮山之间，修建大承天护圣寺，形成“玉泉流海润，金刹倚云翔”的风景圣地。这些行宫别墅所选之处，既是帝后往来塞外的休憩之所，也是皇家离京狩猎的首选之地。如史载: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幸香山，八月猎于香山。”
总之，今日的三山五园，其历史形成过程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在此活动有密切关系。
三山五园终成清王朝中枢之所
清朝统治者同样难捱北京夏天的酷暑。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提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之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亦思仿效辽金元于关外“建山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旋因其卒而作罢。到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即兴建畅春园，开创了清帝园居理政的先河。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扩建承德上营行宫，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避暑山庄”。
与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不同，从驻跸畅春园始，清帝就已将宫廷与苑囿合二为一。如乾隆帝称京师紫禁城为“法宫”，其有一首《西直门外》诗，内言:“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而另一首《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诗，则有“退即苑宫成小驻，明窗书史静堪论。”称圆明园为“苑宫”，也就是园林紫禁城。另外，康熙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同元世祖一样，也是四五月份，而回京的时间一般都在九月，故其将热河行宫命名为“避暑山庄”。但乾隆一朝则不一样了，乾隆皇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是七月，回京的时间也都在九月，显然，这就不是避暑了，而是突出了“秋狝”。但康乾两朝，清廷借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这个舞台，以笼络和控制蒙古贵族的统治方针，相较于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康熙帝突破了辽金元统治者仅将香山、玉泉山一区作为游猎与巡幸之地，而是长期在此园居理政，形成大清王朝的中枢之所。雍正帝继位后，将赐园圆明园扩建为御园，在大宫门前建六部九卿等朝房，进一步完善园居理政机构。乾隆继位后，在扩建圆明园的基础上，于乾隆十年(1745年)始建长春园;三十二年(1767年)将原庄亲王允禄赐园熙春园收归御园(遗址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三十四年(1769年)再收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赐园，改为绮春园;四十七年(1782年)又将原赐园淑春园，改称御园春熙院(遗址在今长春园北墙外海淀二河开地区)，形成乾隆盛时的“圆明五园”。
与此同时，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又将香山行宫扩建至二十八景，命名“静宜园”。十六年(1751年)，为庆贺皇太后六十诞辰，建成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万寿山清漪园。十八年(1753年)，复将玉泉山静明园扩建至十六景。接着，嘉庆帝精心扩建绮春园，形成了“别有结构自然之妙趣”的三十景观。其后道咸两朝，除畅春园日渐荒废外，其余各园尤其是圆明园，仍时有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