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4·人类学】徐新建丨异邦的田野：剑桥札记从剑桥800年校庆的特别纪念物“金钟”

剑桥风光

来源丨百度图片

【作者简介】徐新建，博士，教育部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

【摘要】2009年1月起，笔者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访学一学期。其间陆续记下一些人类学考察方面的相关札记。上集提到了本初子午线的来历，亦从剑桥800年校庆纪念活动中看到另外一种历史的开创。中集则从剑桥800年校庆的特别纪念物“金钟”里，洞察时间的本性，以及本初子午线独占鳌头的原因；并介绍了几位从剑桥走出来的人类学学界的转折性人物。下集则将视野回归到对国内人类学发展的思考,再将笔触转至伦敦"地标"景点塔桥上的地钟。地钟讲述的伦敦城市历史并非常见的光荣与梦想,而是痛苦、挫折和灾难,值得玩味。

【来源】贵阳文史,2014(04):63-64丨2014(06):59-60丨2014(05):59-61.

2009年1月起，笔者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访学一学期。其间陆续记下一些人类学考察方面的相关札记。上集提到了本初子午线的来历，亦从剑桥800年校庆纪念活动中看到另外一种历史的开创。本集则从剑桥800年校庆的特别纪念物“金钟”里，洞察时间的本性，以及本初子午线独占鳌头的原因；并介绍了几位从剑桥走出来的人类学学界的转折性人物。

一、“回归”中心？

UK——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意义，若从对现代世界的最大影响来说，是空间和时间上的。如今你从地球的任何地点出发前往伦敦，对离家而言是告别，从经度与时差的划分来说却是回归。

这样，当中国国航CA937航班2009年1月20日北京时间12时20分由北京起飞，经过10多小时到达伦敦机场，全体乘客不得不把自己的表拨到伦敦的16时。表面上看，这类似于任何一次国际旅程，实际不然：伦敦的时间是全球的起点，亦即所谓的“格林威治标准时”(Greenwich Mean Time，GMT)，而个中原因始于其拥有对人类现代空间划分的决定权。尽管地球是圆的，用汉语古话说“无处非中”，但位于伦敦郊外的格林威治，依然是全球时空的中心与准绳[1]。于是，无论你从其东西哪个方向抵达，在经度上都意味着“回零”，即回到格林威治子午线，或称“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故乡多么遥远，也不论你曾自以为多么的独特、辉煌，在UK人眼里，都像乡下人、外来者、孩童。对他们而言，都是归家。

很久以来，这样的印象不但进入世人的普遍日常甚至成为了历史。然而当我以“入乡随俗”一类的警句告慰了心里深处的丝丝不平后，乘火车从伦敦到剑桥，途中所见的景色却令人对“中心”的信念产生了游离。时值冬日，由成都动身时天气就寒冷交加，到北京后更是寒风凛冽；可此时的英伦，尽管纬度超过北纬50度，较中国境内大多数城市高出许多，其四周的景象却远比前者温暖。稍微查询后得知，这番差别并非近来的“全球变暖”所致，而在于UK自身的海洋性环境。

此外，也由于高纬度的原因，这里冬季的白昼短得出奇。1月20日飞机在伦敦机场降落的时候刚到下午4点，可眼前却夕阳垂落，全然一幅临近夜晚的黄昏景象了。由此看来，格林威治虽然可以人为地垄断文化上的东西分别和时间起点；孤悬一隅的岛国地理却无法从自然上替代全球风貌。就南北景观而言，即便依照近代西学的标准，也是赤道、是非洲中部，才称得上地球的中心。而那样的划分，依据的不是权势和人为，而是太阳和地球的关联，以及人类生存的自然之根。

二、另外的历史

从2009年1月17日下午3点开始，剑桥的镇中心、英伦本土以及纽约等其他相关地方的教堂钟声一同敲响，由此宣告剑桥大学800年纪念日的到来。纪念活动向世人强调的剑桥校友有两位：牛顿和达尔文；而在现场拍摄的短片镜头里首位出现的则是霍金。Clare学院毕业的校友Phil Earis特地制作了用钟声奏出的音乐，其中包含的800种变化，隐喻着剑桥800年来的漫长历程。

面对800年之久的不间断历程，你不能不承认它已开创了另外的历史。中国人常夸自己的传统悠久，放眼全球，不会觉得800年会有多了不得。可如今看来除了衣食住行等日常方面外，哪还存有未曾间断的东西？教育何尝不是如此,清以前的书院或许谈得上漫长，可西学进入后便也日落西山，不复存在了。前几年大陆的高校大搞校庆，川大还自得地以其“110年”的历史比北大古老而颇为自豪。可与剑桥的800年比，就不仅是时间长短的差异，更值得反思的是起点区别：就连那自引为豪的一百多年，也不过是由外引入的，若要说历史的话，也算不到自己头上。只可惜的是，同一时刻无论川大、北大都既没有敲钟，其成员也大都对彼此实存的关联显出无知和默然。

可见，有两种历史，活着的和死去的。彼此的区别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或表面的长短。活着的历史，其意义更在于能有某种特别的东西能穿越世间风云——无论政治、经济或战争——留存来，并久远地传承下去。换一个说法，活着的历史，就是传统。

三、时钟、航海与威权

伴随剑桥800年校庆的特别纪念物之一，是名叫“时间吞噬者”（timeeater）的金钟。钟有一人多高，临街挂在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College)楼前的橱窗里，任来往行人驻足观看。它的特别之处有很多，如造型新颖、没有指针和数字、造价昂贵（百万英镑），但最突出的是制造者赋予的理念。

制钟者泰勒博士（Dr. John Taylor），剑桥校友，1950年代毕业于圣体学院。此钟是回馈母校的礼物。泰勒认为目前世界上的钟几乎千篇一律，令人沉闷，而且未能表示出时间的本性。依照他的看法，时间是一种毁灭者：一旦逝去，永世难回。其原话是这样说的：Time is a destroyer—once a minute is gone you can"t get it back。所以他造的金钟便由两个部分构成，下面是金色的时间刻度——寓意时间是金？——其上趴着一只黑色蚂蚱：时刻逐一逝去，也即被蚂蚱逐一吞噬——象征岁月无情？

不仅如此，泰勒还表示把这只金钟献给18世纪的英国钟表匠哈里森（John Harrison），因为是哈里森在1772年通过其发明的计时装置，解决了当年困扰西方航海者们在海上测量经度的难题，而在其装置上便有表示时间刻度的蚂蚱（grasshopper escapement）。哈里森装置的特点是把经度与时间连为一体，使航海者通过时间差异换算地理距离。今天的史学家认为哈里森的发明不亚于牛顿，因为它促成了不列颠的海上事业和帝国霸权。或许这也是为何在当年西方各国围绕“本初子午线”纷争的情况下，大英帝国能够独占鳌头一举胜出的原因之一吧。

史料记载，1883年以西方强国为主的国际机构在罗马举行有关大地测量的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经度统一的决议，称“考虑到有90％的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者已经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准来计算船的位置（经度）这一实际情况，各国政府应采用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这样的倡议在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获得通过。可实际上在此之前，则有许多不同的子午线做过经度起点，如罗马、哥本哈根、耶路撒冷、圣彼德堡、比萨、巴黎和费城等。当时，来自25个国家共41位代表参加了1854年的华盛顿会议，“法国代表在投票时弃权”，故而直至今日，仍有法国天文学家把巴黎子午线标为经度起点。

时至今日，在临近自己800周年校庆时，剑桥校方为金钟启用举办了特别典礼，专门请出其另一位名人、撰写《时间简史》的物理学家霍金为钟“开光”。

对于时间，霍金又怎么说呢？霍金说，时间的本质在于无中生有。

“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

这标题是从剑桥大学的一个专门网页上转引的。上面的介绍很简短，但仅从其中提到的弗雷泽、布朗以及李奇、杰克·古迪等人的大名，就足以表明它的重要性了。作为名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在现代中国，从文学界到社科界几乎无人不知。布朗和李奇在人类学学界是转折性人物。他们的著作被引进不少。上世纪前半叶布朗到过中国，在北大授课，对现代中国的人类学创建起过作用。在今天中国大陆的通行教材里，他与马林诺夫斯基一道，被视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最后一位古迪与我们的文学人类学关系密切，写过不少关于口传与书写方面的书，2004年还到过四川，参加我们承办的第8届国际饮食文化研讨会。其间在川大做过专题演讲，还接受过我们学生的访问。

不过网页上一开始提到的两位人物却不清楚：Alfred Haddon和W.H.R. Rivers。查询后才知道二人都鼎鼎有名，并且在剑桥乃至英国或欧洲人类学史上起过主要作用。原因是英国的人类学传统被认为由泰勒和弗雷泽奠基，但两人都重文献轻田野、重历史轻现实。直到19世纪末（1898年）由哈登（Alfred Haddon）带队和瑞维斯（W.H.R. Rivers）作为心理学家参加的多学科田野考察团，前往澳大利亚的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 Islands）深入考察，才使方向发生改变，并由此创立了英国人类学转向实地的新传统。难怪此网页的一开头就说：

“人类学最为伟大的现代贡献只有一个，那就是长时段的第一手田野考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起源于剑桥两位人类学家：哈登与瑞维斯。”

这样说来，我们对人类学学科史的介绍需要改写，有关田野方法的创立不能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而要提前，上溯到他的老师一辈。

不过这还不够。再仔细查看有关“人类学在剑桥”信息，情况又有新的拓展。初抵剑桥之时，我就在想，剑桥明明有达尔文，一个被认为因创立“进化论”而影响世界的人，其怎么能不与人类学相关呢？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学不也是因“进化论”才奠基的么？

果不其然，人类学在剑桥还有另一道大门，或曰另一个传统：生物人类学，The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其关注的领域十分宽广，从灵长类的行为到人类进化与遗传、再到人口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旧石器考古和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2]沿着这条与达尔文紧密相关的传统，该系所属的机构“人类进化研究中心”今年特别主办了有关达尔文与人类学的另一个系列讲座。该系列以“文化、性和选择”为题，内容涉及很广，从《亚洲不同语族的遗传差异》、《从采猎到农耕：人口与自然选择的影响》到《精子的竞和选择》和《人类的肤色、健康与性选择》等，丰富多样，而且与其作为邻居的剑桥社会人类学系形成鲜明对比和遥遥呼应。

在对系列的宗旨阐释里，这样写道：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his fundamentalideas on natural selection, Charles Darwin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role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as well as writing extensively on how human behaviour itself could haveevolved. This series will explore how far Darwin’s insights are still beingexplored.”

由此方可见出剑桥人类学的基本由来。这恰恰是被中国人类学所忽略的。也难怪美国学者的《中国与达尔文》出版后，有人批评说其标题只能叫做《中国与达尔文主义》。[3]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此：作者与严复以来的中国人一样，都未能看清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之全貌；或言之，未能真正理解由生物学出发的人类学。

四、蒙古与内亚研究所

昨天下午到蒙古与内亚研究所参加本学期系列学术报告会。主题是关于草原族群的马鞍研究，由一男一女两位剑桥学者合作主讲有关古代技术发展对游牧族群的影响。话题由新疆地区的考古文物出发，通过采集到的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实物样本，集中讨论各种形状马鞍的结构与功能，在物理及生理学图示的帮助之下，重点分析了特定马鞍对马背骨骼的产生的压力及适应问题。

由此或许可以见出一点人类学与族群研究在当下的所谓“物质文化”转向。另外就是对人与动物及其他生态要素之联系、对比的关注，比如上次人类学系讲座里有关“鼹鼠社群化”的话题。二者的共同点一是需要多学科合作，二是需要大量经费支持。

剑桥的蒙古与内亚研究所还很年轻，1986年成立，机构名是Mongolia and Inner AsiaStudies Unit，简称MIASU。其研究的区域是以蒙古为中心的草原地带，关注范围涉及到阿尔泰和喜马拉雅区域，包括中亚诸国、内外蒙古、新疆、青海、甘肃，以及西藏、云南、四川，乃至满洲，在地图上是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

从我做的西南研究来看，该所的这一空间布局是很有启发的。其中尤为关联的有：西南与喜马拉雅地区以及藏彝走廊的关系；拉铁摩尔当年提出的长城与亚洲内部边疆问题；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对峙与相交；从更大范围看“五族共和”的地缘结构。

这样来看，此次到该所似乎确实选对了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些内在关联其实事前并不知道。

回来后细读秘书丽碧（Libby Peachey）第一天就给我的MIASU《简介》，发现其中强调的几个重点很有意思。首先，《简介》指出：内亚并非一个远离中俄的偏远地带，而是多种文明的汇合处及欧亚大陆的连接桥梁；其次，这区域具有语言、社会和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值得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第三，该所还要关注“内亚”作为研究对象的演变史，比如从19世纪的“东方主义”到如今对经济和文化变迁的批判性反思。

而通过该所近期课题的目标与范围，则可见出主持者的宗旨与意图所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崛起；市场与新财富观念的引入；宗教复兴；族群与认同的新较量；城市化与人口增长；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观念问题；环境的适应与保护；社会主义统治后果的历史及其书写问题。

更值得留心的是,由于具有世界性的学界网络以及向英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特点，《简介》强调说，（就蒙古与内亚问题而言，）MIASU的学政结合优势与欧美相比是独一无二的。

五、人类学的域外性

本周，剑桥人类学系本期系列讲座的讲题是《土地法：作为统治关键的原住民土地权——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为例》(“The lows ofthe Land: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s a key to government in East Kalimantan, Indonesia”)。

我注意到本期8次讲演多以不同区域的个案为例，空间范围涉及很广，从莫桑比克到亚马逊流域，再从马其顿、黎巴嫩、巴勒斯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跨越了地球上的几大洲(Amazonia, Mozambique, Panapompom, Papua New Guinea, Macedonia, WestBank Palesitine, Lebanon)。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学在起点和核心上是西方的一门世界性学问，其全球性和域外性特征至今保存。在达尔文那里，其表现为人类与自然；而自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布朗以来则是欧洲与世界、西方与和非西方，以及白人与原住民。相比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人类学么？

这是值得追问和细想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此有两个提法，一是“人类学本土化”；一是“本土人类学”。如果说前者还带有某种批判、改造和超越意味的话，后者则是暧昧的。什么是本土人类学？难道只是先把西方范式照搬进来，然后再让学术和社会都自我人类学化？由此反观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学生的费孝通，其当年被“马老师”盛赞的所谓人类学转折，即从研究的域外性到本国性，到底对中国的人类学建设起到什么样的根本影响，或许还需重新反省。其中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自那以来，中国的人类学，如果有的话，似乎便走上了一条只看中国不顾世界的狭窄之路。其结果之一便是有人类学之名的研究大多演变为关在国门内的汉人社会学和少数民族学。

如今也有人开始对此检讨，并把原因归结为国力不足。果真如此么？现在国力强了，还在“和平崛起”着，为什么仍然看不到人类学有“域外转向”的明显迹象呢？

我想问题关涉到人类学源头及其相关理念的差异，那就是说，在共同拥有“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后面，其实深藏着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在诸国林立的人类社会里，如果说人类学称得上“帝国学问”的话，从英国出发的人类学与如今的中国人类学显然不一样。原因之一也在于二者后面的帝国其实不同，一个更具世界性，一个只有区域性。

中国的传统“天下”破碎之后，至今未能完整适合地建立重新看待域外与自我的世界体系，从而影响到了包括人类学在内诸多学科对全球认知的空间基础。若想改变，尚待时日，而且尚待新人、新知。

六、城市历史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同时又有各自不同述说。去伦敦，人们通常会去看塔桥——那是这所城市的著名“地标”，也是伦敦当局向各地旅客推荐的必到景点。如果乘地铁，在 tower hill出站，一出来见到的第一个景点是一座通过阳光指示时间的地钟。地面有一个金属的圆圈围着。圆圈上刻着一组按年代排列的画面，一个连一个，图文并茂，述说着不同时期城市故事，也就是伦敦的简史。

圆圈的直径大约5米，空间很小，画面十分有限。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讲述人会选择什么样故事告诉世人呢？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从开始公元初罗马人入侵开始，到20世纪二战结束，在前后近2000年的时间里，“故事”向人们呈现的可谓福祸并置、荣辱兼半。其中虽然也有“公共照明”、“消防设施”等大众福利的内容，但关于灾难的描述也差不多占了一半。其中包括若干次战争、火灾和瘟疫（黑死病、鼠疫）……

通常的城市故事都会突出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在这里，却让人也看到痛苦、挫折和灾难。对于一度曾是世界最大帝国的都城，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

[1]根据科学的说法，“经度”指的是地球上一个地点离“本初子午线”南北走线以东或以西的度数。与“纬度”之赤道不同，经度没有自然的起点。做为“本初子午线”的那条线是人为选出来的，过去并没有统一标准。直到188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本初子午线大会上，1851年由艾里(SirGeorgeAiry)确定的格林维治子午线才被正式定为全球经度的起点。参见“维基百科”。

[2]资料来源：http://www.bioanth.cam.ac.uk/bioanth.html

[3]参见馮聿峰：《达尔文的中国脸谱》：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11/28/content_16867533.htm。

【文献引用格式】徐新建.异邦的田野:剑桥札记(上)[J].贵阳文史,2014(04):63-64丨徐新建.异邦的田野:剑桥札记(下)[J].贵阳文史,2014(06):59-60丨徐新建.异邦的田野:剑桥札记(中)[J].贵阳文史,2014(05):59-61.

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

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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