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更名四大动向：去“职业”趋势调查 46所高校入选该份名单

视觉中国供图

看上去，又一轮高校改名的浪潮呼之欲出。

1月20日，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发展规划司《关于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的公示》，46所高校入选该份名单，其中包括21所“新设本科学校”、16所“更名大学”、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和3所“同层次更名”的学校。

引人瞩目的是，在21所“新设本科学校”中，有16所学校的“建校基础（即拟更改前的现有校名——记者注）”中包括“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其“申请建校名称（即拟改成的新校名——记者注）”中，将“职业”或“职业技术”抹去。

大学校名是学校的招牌，是学校对外的“名片”，也是承载其历史传统、文化理念、精神气质、品牌形象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根据现行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高校实行一校一名制，为了有更心仪的“名头”，部分高校似乎已经决定不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收集到10多年来高校更名的消息，试图去找寻其规律。

高校更名四大动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相关高校更名的信息发现，在上世纪末高校大合并的浪潮期间，校名大多是“大鱼吃小鱼”，另有一部分推出了全新的校名。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高校的改名则出现了几个主要动向：

一是，将涉及的地域越改越大。较为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泸州医学院”由原校名“泸州医学专科学校”更名而来，2015年，该校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同年年底，再度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

二是，改变学校的性质类别。实现了高等专科学校——学院——大学的更迭，看上去“办学层次”越来越“高端”，这种情形最为普遍。

三是，界定学科类型的用词越来越时尚、综合。比如，用“金融”取代“财政税务”，用“工学院”取代“机电”，用“交通”取代“铁道”“铁路”，用“工程”取代“地质”，用“科技”取代“钢铁”，用“工程”取代“地质”，等等。

四是，摘掉“职业”的帽子。去掉校名中的“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根据公开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后发现，迄今至少有65所高校已完成了上述第四种情形的更名，而这一数据并不包括前述刚公示的、极有可能最终完成更名的16所。

根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所掌握的信息，早在2005年3月，就有学校试水“校名去‘职业’化”。当时，西北地区的一所民办高校，将校名由8个字压缩为6个字，去掉的两个字便是“职业”。当年5月，同城的另一所民办高校，也成功地完成了同样的选择。

他们当时的选择看上去显得“前卫”也“富于远见”。在那个时段，职业教育方兴未艾，尚有不少学校将校名中加入“职业”或者“职业技术”字样。

比如，2008年，教育部教发函〔2008〕165号文同意对9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予以备案。其中的4所学校，原来的校名中并没有“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新校名中添了上去；另5所新建的学校，启用的校名中都有“职业”字样。

但是，总体上看，已经入围高等教育的学校中，“校名去‘职业’化”趋势显得更为常见，很多学校都热衷于这样“做减法”。

2008年，第一波高潮袭来。当年，至少有12所高校将校名中的“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挪走。而这些高校在更名后，均升为民办本科。其中的一所，名列几天前教育部发布的“列入专家考察”的“同层次更名”名单之中，换言之，该校致力于再度改名。

此后的2010年，1所公办高校将校名去掉了“职业”，也罕见地出现了同时将“大学”改为了“学院”。

2011年，迎来第二波高潮。当年，18所学校将校名中的“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抠掉”。和前述情形一样，这些学校改名后均为本科层次的民办普通高校。

2012年，又有1所学校成功仿效。

2014年，出现了第三波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波高潮。当年，24所学校在校名中“摘掉”了“职业”或“职业技术”的“帽子”。和前几次一样， 24所学校在更名后系本科层次的民办普通高校。

2015年，华南地区的两所高校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同年，公办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并改名为某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同样去掉了“职业”字样。

此后，成功走出这条路的高校并不太多：2016年，位于华北的一所高校抹掉了校名中的“职业技术”字样；2017年，某公办的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层次，并去掉了校名中的“职业”字样。

如果教育部最新公示的名单中的10多所学校能如愿以偿，这将是一年内有超过10所高校校名“去‘职业’化”的第四个年份。

记者发现，并非所有高校都会选择“做‘职业’减法”。比如，2009年，2所高等职业学校同层次更名；2010年，12所高等职业学校同层次更名；2011年，2所高等职业学校合并、14所高等职业学校同层次更名，他们在改名时都保留了原有的“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

此间，也曾出现过大学在校名中添加上“职业”字样的情况，不过，该做法异常罕见。记者仅仅查询到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更名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一个案例——当然，由中专、中职等“中等学校”改为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高等专科学校”或“学院”不在此列，它们在改名前并非高校。

总体上看，在校名中去掉“职业”字样的高校不在少数，已成为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在有的学校心目中，这和“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无可置疑。

除了争取获得官方文件同意后改名，还有高校（公办或民办——编者注）更为隐秘地干着殊途同归的事：在对外宣传时所使用的校名，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职业”或者“职业技术”字样。

校名决定了层次？

高校更名时为何频频选择去掉“职业”两个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校名并不单是一个名称，其中的每个字眼，都可能为学校带来不同的社会评价。

看来，校名“大有讲究”，使用不同的字眼，往往会被部分人士贴上意味深长的标签。

比如，普通本科学校的名称，分为“学院”和“大学”。根据现行规则，称为学院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5000人以上。称为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8000人以上，在校研究生数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5%。

在学科与专业方面，称为学院的，应该在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科（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中，拥有1个以上学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而称为大学的，应拥有3个以上学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

在师资队伍方面，称为学院的在建校初期专任教师总数不少于280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30%，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人数一般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30%，其中具有正教授职务的专任教师应不少于10人。称为大学的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比例一般应达到50%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一般应达到20%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一般应不低于400人，其中具有正教授职务的专任教师一般应不低于100人。

此外，在教学与科研水平方面，称为大学的，要求也相对更高。

但是，是否升为本科院校时就必然应该去掉“职业”或“职业技术”等字眼？记者并未查询到这方面的规定。在现行《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中，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毫无疑问，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有着“职业”字眼的学校，或许存在一些偏见。但在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职业教育创下极高的就业率和口碑的背景下，一所本科层次的学校，有没有“职业”之名，真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吗？

或许，答案在风中飘。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2月05日 10 版）

专家热议：校名去“职业”是追名逐利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田文生

1月20日，教育部公示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时高等学校名单。1月22日，王旭明发布微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立场：“考虑到当下实际情况，呼吁停止对所有更改学校校名的申请，‘逼迫’学校去思考如何提高质量！”

去年年底刚从语文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的王旭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求改名、不要‘职业’二字的请反省。”“我非常反对这种风气，有关部门应该刹住这种改校名的风气，原则上一律不再审批，要向此做法‘亮红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同时强调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王旭明说：“要建设教育强国，核心不是规模和人数的增加，而是内核和质量的提升；高校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提高内核、提升质量上来，而不是放到扩大规模上去。而很多高校去掉‘职业’两字，主要出发点就是能够多招生。”

“更改校名弊多利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弊多利少的事情呢？我不理解。”王旭明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学校选择在校名中去掉 “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的倾向不对，重要的是，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更名时去掉‘职业’两个字的趋向，暴露出一部分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有点追名逐利。”他说，“当然，这背后也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以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有关系。”

“总体上，地方本科院校，包括以前的二本、三本，还有高职院校，都应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技术人才，都应该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他表示，从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来看，一个国家5%~10%的高校应该办学术型大学或者叫综合型大学，其余的90%甚至更多都应该推行职业技术教育。

“高校的办学目标，不应该是学校自己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社会需要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认为，从总量上看，国家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相应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大学。“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固然需要学术人才，也需要数量大得多的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

在他看来，我国很多高校都背离了社会的客观需要，而热衷于办学术型大学，“体现在校名更改问题上，就是从学院到大学，便认为是‘升’；加上文理、科技等字眼，便认为是‘新’；去掉‘职业’字眼，便认为是搬掉了走向学术型大学的拦路石。”

他进而指出，学校热衷“走学术路”的背后，也有其上级的影子，地方政府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办学术型大学才能体现地方政府的水准。”

这几年，针对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我国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但在熊丙奇看来，这种路径安排是正确、务实的，“但各地方、各学校都不积极”。

他分析说，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从社会到学校，都认为这种转型是一种降格。“必须要改变这种认识，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说，如果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高等教育都向学术型方向发展，整个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人才需求就永远处于“两张皮”的状态，“就难于建立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我们要从根子上反思。”他说，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都需要调整”。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不是层次，而是一种类型。”他认为，学校并不是办成学术型大学就高人一等，办职业学校就低人一等，学校都是平等的，办得怎么样才是关键。“并不是说，所谓学术型的学校就必然是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学校就必然低水平。是否‘高水平’，是要用人单位来评价的”。

他认为，不能过于以学术性的成果来评价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对于职业技术学校来说，学生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能很快上手、能干好分内的工作，也是了不起的学校”。

“国外很多大学都并不要求师生发表多少论文，而是强调一流的教学，对高水平的人才的认定也不仅看学术。”他说，但是目前在国内，从政府到社会的评价体系都是主要看学术，看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国家重点学科，有多少学生考上了研究生，老师又发表了多少论文，“这样的指挥棒必然导致学校不安于定位，也就会琢磨着在校名中去掉‘职业’等字样。”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错误的思潮并未得到有效的纠正。”他说，这样的认识不改，试图在校名中去掉“职业”的学校就会越来越多。

“关于大学不能盲目更名，不能盲目追求高大全，不能不安于自身定位，教育部都是注意到了的。”他说，“但是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应对这些现象。”

他认为，改变现状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目前，应该从评价体系上着手，逐步纠正此前的错误认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2月05日 10 版）

高校改名别以去掉“职业”为荣

王寿斌

高校改名不是新鲜话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全国高校就已掀起了改名风潮，并一直延续至今。此次改名之所以会引发比先前更为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集中改名的规模之大，多达46所。

同时，在此次公示的46个名单中，原来校名中有“职业”二字而申请改名的共有16所，且100%计划在改名后去掉“职业”二字，其中，改名前后仅仅去掉“职业”二字，而其他用字未有变化的竟然有9所学校。

国人历来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古时许多仁人壮士即便面临宗族诛灭，也不会因为怕被连坐而改姓求免。国内外许多“老字号”企业，更是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一个品牌沿用若干年，不会随便改弦易辙。在中华民族如此文化背景之下，竟有这么多的高校放弃传统品牌去争相更名改姓，去掉校名中的“职业”二字，除去部分学校（或领导）办学思想不够端正之外，其背后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

就职业教育而言，伴随着全国高校大规模扩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大波校名加“职业”或“职业技术”的热潮，许多老牌中专学校（或多校合并）以“升格”为荣，纷纷在校名中加入“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以跻身“高校行列”。

然而，当社会各界有意无意地将“职业技术学院”排除在“高校”之外时，“高职”人的心理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致每隔一段时间，网上网下都会反复出现“高职院校”究竟“姓高”还是“姓职”的讨论，且每每以“高职”不受待见的牢骚结束，这是当前高职院校热衷于改校名去“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功改名的学校欢呼雀跃，局外看客则难免羡慕嫉妒。浏览这些学校的网站新闻或微信公众号推送，以及后面的跟帖留言，一目了然。

高职院校争相改名，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招生现实所逼。笔者很能理解近几年高职院校的办学难处。在高考录取批次长期固化不变的大环境下，高职院校被不可逆转地贴上了“末流教育”的标签，源于生源危机的办学瓶颈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创新发展，成年累月“忙招生”拖累了很多高职院校安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抓内涵提质量，甚至许多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国示范”“国骨干”院校，也有不少受到生源危机的困扰和牵制，部分已从“优质高职”的梯队中退出。

这种严酷的生存现实促使许多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别无选择地追求“升本”，虽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升本”后将会“论资排辈”到本科高校的末尾，以后在本科的“圈子里”不见得有多轻松，但摆脱“职业”、冲出高职的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抗拒。在高职人的眼里，挤入第一批次录取，就等于突破了生源危机，就看见了光明。

从而，高职升本的“冲动”一直没有过消减。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引导大家坚守职业教育阵地，教育部曾在当年高职院校申评“国示范”建设项目时进行了“不准升本”的限制，江苏等省份在去年的“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项目申报时再次提出了苛刻的制约条件：“申报学校承诺十年内不申请升格为本科院校。”然而，对于许多急于摆脱困境的学校来说，“升本”改名或许是他们认定的“治本”之策。

显然，当职业院校改名去“职业”成为热潮，这是一个能够理解但不能原谅、更不应大力提倡，且“细思极恐”的导向性错误。平心而论，如果非要说选择“升本”的职业院校就没有职教情怀，就是职教“叛徒”，笔者总觉得实在过于牵强，甚至很不公平。

在我国，职教办学之难众所周知，职业教育不受待见也是有目共睹。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有学校因为畏难而想着“逃离”职教也并非不能理解。所以，对于那些急于“升本”和“改名”的高职院校，我们不应脱离现实妄加指责，而应从完善顶层设计的角度，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管控，从源头上为职业院校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只有努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和吸引力，让职教师生享受敬重、不受委屈，让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人们主动、自觉的选择，才能有效引导高职院校不以改名去“职业”为荣，心无旁骛地坚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神圣阵地，专心致志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系浙江永嘉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