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艺人理性·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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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理性·建设性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艺人又是什么样？

前些天看了一期《十三邀》，许知远对话李诞。许知远，以文风晦涩著称的严肃写作者，和面貌绝非姣好的多栖文化人。李诞，以逗人发笑为职业的段子手、策划人。许知远是“愤怒的70后”，李诞则接近于“佛系90后”（1989年生人）。两人的对话却别有一番滋味。

对话中有一个桥段十分耐人寻味。李诞问许知远，你期待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许知远不假思索地答道，死在女人身上。李诞先是不敢相信许知远竟然敢在面向大众的视频节目里这么“坦荡”，后又回过味来，说“你们知识分子和我们艺人就是不一样。”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艺人又是什么样？按李诞的理解，艺人为了不被观众骂，就不能说太多真话，不能挑战大多数人。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的人设包袱。李诞诚心诚意地想要教许知远如何不被或少被观众骂，当然不能排除有炫技的成分，他的技巧包括：把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话进行包装，不说“女人”只说“女孩”等等。

许知远反问，说真话又能怎么样呢？李诞答，也不怎么样，就是少赚很多钱。如果说，说不说真话是做知识分子与做艺人的不同方式，那么挣钱多寡则是两者的不同结果。一因得一果。

知识分子说话不中听、自以为是，这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许知远最近则代表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刻板印象。许知远采访马东，被群嘲“尴尬”。许知远采访俞飞鸿，又被群嘲“猥琐”。然而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并非都要拒人千里之外。

孔夫子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在考虑传播效果。嘻哈歌手自称“苦练押韵”，诗人又何尝没有练习押韵？再高傲的知识分子，心中都不可能没有受众。就连对现世绝望的太史公司马迁，也念念不忘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要论说话中听，历史上张仪苏秦这些辩士搁今天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他们说话可比今天的段子手中听多了。段子手最多让观众哈哈一乐，张仪苏秦却可以说得君王把相印递到他们手上。

那么，知识分子与艺人真正的分野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艺人，艺人也是一种知识分子。

比如知识分子以批判为天职。但职业操守高尚的艺人，也自带批判属性，明星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公共政策都在情理之中。

艺人有禁忌，知识分子也有禁忌。许知远固然可以说出“死在女人身上”这样的话，但这是跨界带来的便利，李诞如果跨到知识分子圈进行交流，一定也有他可以随便说而知识分子不敢说的话。归根结底，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和艺人都是靠人供养的。

知识分子与艺人被供养的方式不尽一致。艺人的供养方式更直接一些，链条更短，观众的喜恶一望而知，收视率、点击量是最好的证明。知识分子的供养方式则更间接，或者说是更委婉，供职于高校、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不太受舆论评价的影响。不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依赖市场生存，许知远即是一例。接受汽车厂商赞助的《十三邀》不可能什么都敢说，它只是与李诞的《吐槽大会》定位、受众不同罢了。

艺人有人设，知识分子也有人设。人设崩塌的故事也不罕见。书籍报刊是知识分子的舞台，编辑相当于化妆师。现在舞台更加多元了，博客、微博、微信，每个人都试图打造自己的“魅力人格体”。

转型做“国民岳父”之前的韩寒曾有一个“充气娃娃论”，采访人员问他“会不会觉得有责任要替大家说话”，韩寒答：“我只是个充气娃娃，我只能让大家爽一下”。

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人设的自觉。自己的工作是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只能满足读者的批判欲望，这是令许多知识分子深夜难眠的问题。

由于自媒体的兴起，一些知识分子或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更是培养起了粉丝队伍，与艺人更是没什么两样。明星的粉丝为偶像的演技互相谩骂，自媒体的粉丝为偶像的观点互相攻讦，两者实在没有高下之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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